“大写的牧歌和小写的牧歌”，这是弗朗索瓦·里卡尔对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所作的一个很好的连释。同时，他还提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卡列宁的微笑—让他“感到炫目而困惑”。然而，让我感到炫目而困惑的是关于对作品中所提起并反复提起的“轻与重”。所不同的是，我的炫目之感来自于像特蕾莎那些人不能理喻的摄影，或是像萨比娜的怪诞话一样令人不确定的谜混文字。对此，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解释是昆德拉所有要表达主题的本质都是“含混不清的，多义的，不能简约为某一种稳定的确定的内容”。而我所提到的困惑正如作品中提到的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的最后一个动机一样:Musss sein?(非如此不可?)
关于“轻与重”，昆德拉在作品中专门以两个章节的篇幅提出。米氏一开始就让我们陷人尼采的“谙专之说”中:永远轮回。但生命在继续，所有的轮回都只是一重假说、一种假设。而建立这种假设之上的，是我们在不断的追忆中加上一些“如果”、“假如”(又是一种假设!)，这无疑是非常残酷的;而且我们还会“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和负担”。对此，昆德拉提出了他的疑问:重便真的是残酷，而轻便真的是美丽吗?
到底选择重还是轻，昆德拉又提出了这一问题的根源: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的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旺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昆德拉这时已经将我们带人他的“圈套”之中，然而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或者说即使感觉到了却还是要将头伸进这个套子里去。而且，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巴门尼德给我们的回答也是迷糊的。我们只好承认，重与轻的这种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有趣的是，我们一直被昆德拉牵着鼻子走。
毫无疑问，托马斯是深爱着特蕾莎的。虽然他们从相遇到相爱只不过见了两次面，虽然托马斯在盯着对面房子的墙壁时产生了一系列的思1寸……但托马斯的这些最终回答仍然像曾经回答那个认为托马斯不负责任的院长一样:Ja ! Es muss sein !(对!非如此不可!)其实这就好比我们到底选择重还是轻时的回答一样。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像托马斯一样一直在思忖，一直在责问自己，一直处于极度的混乱次序当中。
昆德拉将托马斯置于一种近似残酷的事实里:和特蕾莎生活的7年就好像特蕾莎每天晚上睡觉时总要紧紧抓住托马斯的手一样沉重，“仿佛她在他的脚躁上套了铁球”。然而，我们同时又看到，当托马斯一个人漫步在苏黎世时，他又感到巴门尼德的生命之轻，并且这种莫可名状的感觉后来在托马斯的生活中不断重复出现。
“必然者为重，重着才有价值。”这一信念产生于贝多芬的音乐，尽管责任可能(或者大概)应该归于贝多芬的阐释者，而不是作曲者本人，我们大家今天还都多多少少分享这份信念: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就像用肩膀顶住天弯的巨神阿特拉斯一样。
昆德拉是在察觉到我们已经深深陷入轻与重的混沌的迷糊状时写出这段文字的，这时的他一定在某个角落对搔首毗牙或作凝思状的我们发出嘿嘿的“奸笑”。这就好比一个精明的小女人看着那个不善言谈的男人向她表白时的窘态一样，只会在背后乐滋滋地享受这种被征服的快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昆德拉的精明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