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烟帆先生《文人与驴》一文(见《苏州文艺》1985年7月，第1期)，觉得很有趣，也想跟后拉扯几句。不过，全是借题发挥，无话找话，凑凑热闹而已。
“文人爱驴”—曾先生文中列举了许多例子，证明这个现象的存在，甚至说:“看来，文人与驴，竟是一对‘相忘于形骸’的好朋友，简直有点难分难舍哩!”“相忘于形骸”，如此崇高的境界，出现在人与驴的关系中，可能吗?我感到惶惑。
在曾先生所举出的例子中，最有说服力的无过于诗人希梅内斯的爱驴了。希梅内斯对他的小毛驴，既锡之以嘉名曰小银;又视之若小友，经常一起到野外散步漫游;小银之死也，诗人又为它写了一百多首“悼亡诗”，这确乎有点“相忘于形骸”了。然而，希梅内斯系意大利籍，洋人也，我华夏文人，即便是非常非常爱驴的，似乎都不可能不抹煞人、驴的区别，这可是个原则性的大间题。且不说人与驴之间，即人与人之间，形骸为共同的祖先所遗，该可以放心地尔汝无间了吧?不然，还有上下、贵贱、尊卑等等也必须分分清。比如，敬老的美德，为我们所固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喊了几千年。现在，老年人依靠劳保制度，离开工作岗位后，得以不失所养，安度晚景。然同是离开工作岗位，叫法不同，有的叫离休，有的叫退休。前者多是“官”，似为“官”而设;后者多是民，似专供民所用。这一字之差，除了表示这层意思外，我实在寻绎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妙用。但这一来，就生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若不慎把该称作离休的，说成了退休，可能惹得对方老人不高兴，那不是无视人家的身份和荣誉了?而若把该称作退休的，说成了离休，也可能惹得对方多心，以为你故意出他的丑。总之，说话又得多一分小心和考究了。
既然人与人之间犹不能相忘于上下、贵贱、尊卑，那么，我也就觉得人与驴之间的“相忘于形骸”，难矣哉！这连勇敢宣称吾独爱吾驴”的曾先生亦未能忘怀于驴的“脸部拉得太长。”任管除此唯一丑点而外，别的全是美点。但这丑点万万不该出在形骸的最重要的部分—脸子上，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便是一个脸子。请看唐代诗人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前两句，意思很明白;后两句，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人面怎会随便乱跑呢?它不是长在人身上的吗?诗人但寻觅人面而不管人身的存在与否，谁也不觉得这是一桩典型的要脸不要人的怪事，还当作风流佳话，传颂至今，可见脸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且由来已久，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