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不情愿借酒浇愁。
诗人干这种事另有目的。他们是借酒浇诗。既然有“为赋新诗强说愁”，也会有“为赋新诗强饮酒”。李清照好像就属于后者，我才不相信她有什么酒量呢，然而她偏说:
新来疲，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从《漱玉集》中的一些作品看，好像她是经常跟酒作伴的。古人诗中带酒，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时髦，李清照也不过是仰古人之流芳，想使她的诗带点醉意而已。其实，她可能从来不曾真醉过，因为她的诗，太清醒;她的愁，太清醒。也许，女人都是如此。
我恰恰喜欢她的这种清醒!
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愁肠千结百结。特别是“文革”期间，愁肠之结更牢不可破了。因为“文革”带给你的愁肠可非同一般。
它不是那种酸溜溜的愁，还略带甜味;
也不是那种冷清清的愁，还略带凉意;
更不是那种缠绵绵的愁，还略带幽思。
这愁是粗砺的!
这愁是火辣辣的!
传说伍子青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我相信，早就相信，完全可能。
“文革”期间，我日日夜夜如伍子骨之过昭关，然而，我宁肯愁白了头发，也不容有一滴酒落入我的愁肠i
愁，能用酒冲洗得掉吗?那是自我麻醉!麻醉一过，其愁依然如故，又何曾减得分毫。与其从不可解脱中求解脱，不如索性让那燎心的烈火烧炙自己。“文革”十年，在我，大约有六七年之久，无时无刻不忍受着火辣辣的愁的煎熬!
我真羡慕那些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他们早就看穿了“文革”是一场历史大倒退，因而“文革”的种种折磨，对于他们只能燃烈郁积于心的民族之愤，国家之优，即或由此招致灾难，或慷慨赴死，或从容就义，那终究不是灵魂的自我窒息，而是正气的发泄飞扬!他们有福了!
而我，可怜虫，糊涂虫!直至“四人帮”倒台前夕，我还是那么相信“文革”对于拯救中国人民的免受二茬苦、二遍罪，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洲文革”一开始，我便被确定为必得清涂而后可的“害人虫”，致使我的灵魂陷入了无底的悲哀和痛苦。我知道，我是无辜的，无辜而无救。我甚至也知道，别人也认为我是无辜的，也认为我是无辜而无救。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无辜而无救的人被覆灭，被粉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祸延子孙。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必须4服自己确认承受这种牺牲为天经地义。一切一切都为了革命!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革命需要“祭天”，需要我这个人来充当“祭天”的牺牲品。《论语》不是记载着的:“子贡欲去告朔之汽羊。子曰:“‘赐也l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是自古皆然的，礼，至高无尚。革命如不举行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典，便要半途而废，共产主义便万难实现。有什么办法呢?种种机缘使我充当了“告朔之汽羊”。我只有伸长脖子挨这一刀!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号人，一旦被洗过脑筋，哪里会再生反骨?对革命当然不能怨，不能恨，不能仇视，甚至连屈原都不能当，投江，是自绝于人民，叫做反革命。别无出路，只有老老实实等那一刀向我这只汽羊的颈上砍来I连屈原都曾恨恨地喊过:“喷!国无人，，莫我知兮!”我这只汽羊敢喊吗?能喊吗?可以喊吗?“革命”，把你长吁短叹的权利也剥夺得干干净净!
如此这般愁苦的煎熬，在我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不是一月、两月、三月，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啊I妻，一天到晚为我提心吊胆，心神不安。而孩子，却一夭天飞快地成长。向未来的苦难成长!向那将轰向我们一家的那一声屏雳成长!我等候着这一声霹雳轰落我的头顶!
即便如此，我决不让一滴酒落入我的愁肠。整个“文革修期间，我大概不曾吃过什么酒，绝对地不曾因愁苦而吃酒。甚至，愁苦之极时，会掐熄烟头，烟，也是麻醉，也可能稍稍间隔我的愁苦于瞬顷。我不需要，既然我这颗心必须承受这愁苦就让它清醒地，直接地，无任何间隔地去承受、去感受I让它活生生地被如磐的威压碾个血肉淋漓，这反而可以使我略得些慰藉，否则我何以谢罪于我的亲人，谢罪于天下呢?
“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只有成了阶下囚，才能回想到当初自己作为座上客的时候，那才是可怜虫之最可怜者!那才是糊涂虫之最糊涂者!
然而，不做“磕头虫”!—能吗?事实上，不得不低头，已经做了“低头虫”!
然而，清醒，清醒地承受愁苦，清醒地承受煎熬、磨难，不做“陇睡虫”卫
只是由于经受了“文革”的那番清醒的愁苦，我才觉悟到，“神好装，鬼难当艺”
一个人如果被“神”变他为“鬼”了，这鬼却获得了神所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他可以亲身感知一颗注定要被奉献于祭坛的、被绝望碾得血肉淋漓的心，竟是如此的滚烫而炽烈啊!
说到哪里去了，开头我不是说的李清照吗?李清照的愁，跟“文革”所带给的愁，根本不同，那是另外的一种，高雅而富有韵致。但我喜欢她愁得清醒，并不曾真的在酒壶里久浸过。还有李商隐的诗，《无题》云:
重韩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细细地，一缕缕地，像用锋利的刀尖，膏切着自己的心。
这愁，也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