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一笔落纸，要求既显示出笔的妙用，又能显示出墨的魅力，这叫有笔有墨。
散文的语言，须有笔墨感，我称之为语言的笔墨化。
笔墨化了的语言，是有弹性的、有质感的、有力度的。它不像平涂在纸上而像立体的、流动的、活生生的，有时候，简直就如一句俗话所形容的:“百炼钢成绕指柔”。这样的语言超越了一般表述功能而产生韵致、格调。无韵无格的语言，如画面上无笔无墨的点、线、色块，承担不了起码的艺术表现使命。
这只有当我开始学写散文的时候，才体会到要把语言调弄顺当，太不容易。散文的遣词造句，不像诗那样有着律化的程式可以遵循。在散文中字与字、句与句的之间，完全是随心所欲，作者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但，怎样才是一种最佳的调遣呢?这就要在“随心所欲”中寻出个自我遵循的“不逾距”来。
难就难在这里。有时我写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从初稿到定稿，每个字，每个句，几乎都需涂改搓揉多次，才能稳定到纸上。过后重读仍会觉得还可以涂掉重来，甚至发现语病。一般说，我每篇文章至少要改写三次。也就是说我写成一千字所花的劳动，换给文思敏捷的人可写成三四千字。，我只有用“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古训来鼓励自己了。但是经过这番琢磨之后，较之最初写出的文字，确会发生很大变化，多少总会形成点韵致、格调，即我前面说的那种笔墨化了的艺术效果。
然而，我所想望的语言的笔墨化，并非要求书面语言跟口头语言拉开距离。反之，我倒是要求经过一定程度的笔墨化的语言应向口头语言板依。
也许自我感觉总是靠不大住的，我自以为我的诗比散文好得多，而有些读者的判断恰恰相反。有位朋友当面对我说:“读你的诗，不如读你的散文。”另一位朋友在旁接口说:“读你的散文，还不如听你聊天。”这两位朋友把我的诗人的“桂冠”和作家的“蓝翎”全摘掉了。其实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古人论乐，有个著名的论点:“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耳。”诗、文、聊天三者，诗的语言加工程度最高，散文次之;而聊天纯属即兴，略无斟酌。从审美角度判断，真可能是诗不如文，文不如言，这没有什么奇怪，“渐近自然耳”。
使我首肯的，朋友们的说法道着了一个事实，我的散文，确实跟我的聊天有关。过去，我平时的话并不多，从不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是“文革”教会了我思想，有了思想就想一吐为快。机会终于来了。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到1979年春节前后，在我当时生活的那座小城里，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到极点。从家庭到社会，从亲友相聚到公开场合，人们所谈论的热门话题无不与“三案”有关。我发现人们跟我一样都有那许多话要说，说也说不完，说到激动处，甚至掷杯投著，涕泪横流。我便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的感染下写起散文来的。我经常于夜深人静，将日间所见所闻，将我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有选择地漫笔为记，并敷衍成文。由于这种取材方式，口头语言便直接影响着书面语言的形成。我也有意识地在遣词造句中寻求一种娓娓而谈或慷慨陈词的艺术效果，希望读者能忘记捧在手中的是我的文章而如直接面对着我本人—一个聊天者，一个发言者。
直至现在，这仍是我对于散文语言所努力追求的。如果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辨出我的语调，看到我的神色、我的手势，甚至能发现我特有的“语病”。进而诊断出我的心病”!那大概也就是我所期望的语言的笔墨化了。
当然，一个散文作者，不能被局限于一副笔墨:应有几副不同的笔墨供他自由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