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间，我去山东淄博，见到了久别多年的安妹。还不曾寒暄几句，她就哭了，说:“二哥，妈妈晚年，天天都念叨你。”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安妹是最小的一个，她守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长。而我，离家最早，又走得最远，便最为年迈的母亲所牵挂。
“妈妈经常说你小时候的情形。”安妹问我:“二哥，你自己还记得吗?”
妈妈离开我们十年了，去世时，我不在她的跟前。
“妈妈说你小时不大爱说话，一说话，就叫人发笑，人家一笑，你就不说了。有次在亲戚家吃饭，大人们说说笑笑，只谈论他们的事情。你夹在中间，像只小木瓜，忽然你自言自语冒出一句:‘俺家的大公鸡，下了只蛋，’……大家听了一愣，你又说:‘是红皮的。’大人这才大笑，笑够了，等你的下文，你不作声了。”
我一点不记得曾有这回事，一点印象没有。
安妹是在呜咽着断断续续说这些话的，说到后头，她自己也拭着泪水，笑了。
“妈妈还说有一次你放学回家，割麦子的时候，十几个打短工的，蹲在大门口吃午饭，他们拦住路，不放你回家。你双手向后一背，装成个罗锅腰的老头儿，说:‘请大伙闪条道，让我老大爷过去吧!’大伙问:‘老大爷你多大岁数了?’，你说:‘俺八十岁了。’—妈说，那时你才八岁。”
我像在听别人的轶事趣闻，想不到我当初会这样的滑稽。这点点滴滴的儿时情状，全收藏在妈妈的记忆中了。可为什么妈妈的一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却很少很少了呢?
我记忆中的妈妈，不像妈妈记忆中的孩子那般富有戏剧性，我只留有她的一些片断的映象。
从我记事的时候，好像她就不很年轻了。
她一年四季只穿一色的蓝布衣裳。
记得在一个大雪天里，我和小伙伴们在外面雪地里跑够了，玩够了，回家时已经黄昏，走进院中，见妈妈正坐在灶口烧火。从灶口冒出的火光，将妈妈的蓝布袄洒上闪闪的金辉，又将妈妈的脸庞映红。隔着缤纷迷乱的雪花望去，深深的夜色烘托着妈妈坐在一团光晕里，显得特别好看。大约在我二十岁那年，也是个大雪天，我想起了妈妈，曾写过一首小诗，诗未保存下来，但我自信那意境是美丽的，因为它记录了我少时的珍贵的一瞥—黄昏，雪花，灶口的火光映出了我的好看的妈妈……
妈妈很勤俭，佣人做的活，她都做，这大概从她做媳妇的时候便这样，我们的家境并不宽余。
妈妈喜欢吟唱。做姑娘时，听弟兄们吟诗;做媳妇后，听丈夫吟诗。妈妈肯定背得一些唐诗宋词。但她的吟唱，只是一种信口哼出的腔调而已。我家里经常有盲艺人寄食，夜晚他们在堂屋里弹着三弦，唱几段鼓词，以回报主人的赏饭之恩。妈妈的吟唱里，似乎有吟咏古诗的调儿，有三弦的调儿，是她自己创造的咏叹调，有调无词，可以叫做“无标题音乐”吧！
这咏叹调儿，很深沉，很悠长，很优伤。
妈妈从来不说忧伤的话。她嘱咐孩子要努力读书，要争气，要做人。她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后代会比前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