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中国人很瘦，鲁迅先生也很瘦；如今的中国人很富态，金庸先生也很富态。富态的中国人不再愿意看到鲁迅先生那些为瘦弱的中国人的疾呼与呐喊，富态的金庸便代替了鲁迅走进了中学生的课本。
因为现在全国是统一的，就把苏辙的《六国论》扔了；因为现在是新社会，课本里就不再需要《雷雨》。自然，金庸也一定要挤掉鲁迅先生坐镇中学语文教材。面对如此这般编排后的教材，编委薛先生自豪地说：“我们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
瞧，这话说的，多么大义凛然，仿佛经过长久革命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从此翻身得解放似的。只是，这话逻辑上的问题却是让我有些不明白了。既然“以前不敢碰”，现在凭什么就碰得了呢？是过去莫谈国事，如今言论自由了吗？显然不是吧。这位薛先生显然抱着一种态度，那就是过去不敢碰的东西如今碰了，就一定是对的。那在这里我不得不对薛先生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走路离高压线远点，省得不自觉的又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
先放下这新的旧的孰优孰劣的话题不说，单说他新编进的那些文章。其实重点并不是“金庸能不能进教材”，关键问题是，既然金庸进得，那其他人为何进不得？比如《诛仙》，同样是武侠类，文笔情节都胜于金庸小说，论新论论知名度更是金庸不能比，为何不将它也列入教材？既然金庸进得，那韩寒、步非烟、郭敬明、张悦然、《哈利·波特》又为何进不得？这些作品比金庸更新，文笔更好，受中学生欢迎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不能选入教材？如果差不多的作品都加进来，那么一本薄薄的教材又如何能够承载？让鲁迅、曹禺，乃至苏辙、欧阳修、司马迁让位于其，岂不是一种荒谬的颠倒吗？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教材不能编得烂到这种地步”。
薛先生认为，教材的变化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这当然是对的。但偏偏这位先生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教材，就急不可耐想要去跟时代。教材，不应该是用来证明编者自己“新即好，改即对”的无聊观点的工具，而应该是用来教书育人，传承民族精神，斧正不良思想的。把经历了岁月的磨练，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鲁迅等人的经典著作替换成只具有普通文学作品，证明了以薛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教材编者们，在面对时代的变化，因为缺乏大局观造成的手足无措和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位薛先生的身材怎样，如果不富态赶快吃富态吧，免得同为瘦人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气活过来。那就不仅仅是改个教材就能了事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