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插班生，刚到班上就被安排坐到梁艺琳身边。那时她有一张可爱的瓜子脸，水灵灵的大眼睛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鼻子和樱桃般的小嘴巴。我们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我都不知道，呵呵，就这样，原来一言不语的两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无话不谈、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记得有一次，一场很重要考试，我的尺子就像是在跟我开玩笑似的，断了，无奈之下，我碰了碰梁艺琳的手肘，悄悄地对她说：“嘿，梁艺琳￣我的尺子断了，你的尺子借我用一下。”梁艺琳迅速的从笔盒里拿出她的尺子，递给了我，我什么也没想就拿了，结果因为我，她的画图题都没画，画图题一共有二十分，平时最少也能能考八十五以上的她，这次竟然才考了七十七分，老师很生气，把她叫去了办公室，还罚她抄那道画图题十遍。每次看到她那把尺子和那本抄了那道画图题的笔记本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
我记得有一次，课间，我们在操场上比赛跑步，一个同学喊道：“各就个位，预备，跑！”命令一下，同学们都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起初是小静领先，我居第二，其他同学紧跟在我的身后。结果不知怎么了，脚下一绊，我一屁股摔了下来，“我的脚，好痛。”正在跑的同学们都停下了脚步，纷纷围到我的身边来，“她怎么了？”“我哪知道。”“好像是脚扭到了吧。”梁艺琳站了出来，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还在说什么！还不快点去叫老师！”平时斯斯文文的她突然变得那么凶，同学们都被吓到了，一个个都跑着去找老师了。梁艺琳蹲在我面前，柔声说道：“来，我背你去医务室。”“我很重的，你背不动的。”我说的声音很小，像蚊子一样，连我自己都有点听不清楚了。梁艺琳背对着我蹲下，把我的双臂放在了她的肩上，把我背了起来，大步的走向医务室，她走着，一颗颗黄豆大小的汗水从她的额头上流了下来，我帮她擦了擦汗水，说道：“你累了么，把我放下来吧，你扶着我走也行。”她没有理会，仍是大步的向前走着。看着她这么辛苦的背着我，就的就像是度日如年。
医务室终于到了，一个老师把我“拎”了下来，我看到身后的梁艺琳正在大喘气，一时便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老师仔细为我‘检查’了一遍，说我只是扭到脚了，好好休息，不要乱跑乱跳就很快能康复了。
两年，我和梁艺琳形影不离的，在六年级的升学，我们分开了，两年的友谊就因为升学而‘魂飞烟灭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她，但升学这种事是难免的，希望能再次遇见她！！
我是1949年插班人师大附中三部，1951年保送人本校高中，1954年毕业考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85年为协助创办深圳大学，任该校控制及机电工程系主任至1996年退休回京。
在附中学习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一师大附中规模最大时曾有四个部，局外人认为当时仅是为了“占地盘”的措施，实际上有更深的意义，是扩大办学规模，实现我国传统教育和党的教育方针相结合的一次实验。
刚解放的1949年，一批在解放区主管教育的同志和具有代表性的中学—华北育才中学来到当时的北平，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校校长、时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党组负责人郝人初同志。如何办好新中国的中等教育，就选了当时北京惟一的国立中学、闻名全国的师大附中与育才中学合并，并扩大办学规模进行试点。
要办好一所学校，办学方针、硬件、师资和生源几方面是关键，附中对几方面都很重视，并贯彻到办学实践中去。现仅以我在附中五年的亲身经历回忆于此。当时的校部在和平门一部，二三部虽远在北城，但开学、结业典礼及重大活动如运动会、开国典礼、斯大林追悼会等均要到一部进行，所以对一部情况也略知一二，不确切处请当时老师同学指正。
办学首要的是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师大附中历史上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但解放初在党直接领导下应该如何办并扩大影响，还是新课题。当时，虽还未.正式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我校就在朝这方面实践，正如校歌歌词所说“……理论实际要一致，开着校门向工农，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物，爱劳动，健康好学团结前进……”这就是当时我校的办学方针，而实现这个方针要靠领导和老师，这包括一批解放前就敬业办学的老师和一批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师及解放前在教育部门的地下工作者，这是教育家和革命家的结合。如当时的校长郝人初，一部的胡一声(后任校长)，林远(后任三部主任及工农中学校长)，二部的马奇、魏群、方程等。(后来离开我校后，胡一声曾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林远任华东师大校长，马奇在人大任系主任，魏群任教育部教材编审主任，方程曾先后任北京人艺、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市委党校的党委书记)。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和班主任抓学生德育工作，多数班主任是老区来的或地下工作的党员老师，如我的斑主任路开、杨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老师积极性抓学生智、体发展。
附中的健康教育，体育成绩从来有名，除了正规的体育课外，必须劳卫制及格才能升班，记得当时多数人能达到优秀标准，很多同学的10秒跳绳可达40次，5分钟跳绳达800次，运动会上女生的仰卧起坐达300多次，男生俯卧撑达200多次，因为他们每天坚持锻炼。每年的运动会更是全校的盛大节日，两天的比赛各部竞争激烈，一部的“冈底斯”排球队，四部的女篮，三部的女垒都是当时闻名于北京的球队，其中还出了一些国手，还有不少驰名的田径好手，如破北京百米纪录的马纪龙;我也在1954年北京中专、中学运动会上破北京市3000米纪录。
扩大为四个部是为了提高办学硬件，扩大办学规模，发扬一部长期办学的，改变学生的成分(将老区来的学生与原城市招的学生合并，并变为男女合校)。一个学校没有好的硬件和一定办学规模就达不到办学效益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办学硬件包括宿舍、教室、运动场、礼堂等校园设施和实验设备等，当时师大附中的规划不仅是扩大成四个部，而且计划新建校把四个部集中，第一次准备1950年在天坛建校，由于抗美援朝未实现;后又准备在圆明园建校，已在1952年先把二部迁出，最后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虽未建新校四个部的办学硬件已改善不少，三部的校舍是接收了两所相邻的男女中学，其中一所占地很大，有较大操场，又在其中盖了宿舍楼、办公楼、大札堂，作为教学区;另一所为一处清王府，其中有亭台楼阁，作为师生生活区，特别是教育部把苏联援助我国的全套实验设备批给我校使用，当时的办学硬件在北京已属前茅。
办好学校的另一关键是师资，不管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附中学生从来乐道的是自己的这些老师，附中对聘任教师极为重视，当时中学老师可兼几个学校的课，但附中宁愿出高薪，一般都请专任老师。附中老师是老中青结合，以我在的三部为例，老一代的是一些学科知识造诣很深的教授，如教外国史的田农教授，曾任北师大教授，离开我校后任山东大学教授;教生物的李芳镜教授，曾任河北农大教授;教体育的房仲孝是国家级的体操、足球裁判，离开我校后任体育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年教师都是毕业于名校，是中学教学岗位上的校佼者，如教我们物理的赖中生老师、教语文的刘光启老师均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集中了全国多数大师级人物，有时招的学生比教师还少);数学吴祟实老师，一本范氏大代数讲了18年，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其他如化学刘亦进老师、中国史宗家瑞都是北京的名师。青年教师都是北师大各系毕业的前几名，据说当时师大分配学生时，首先考虑附中老师，再考虑留校教师，我们的历史老师刘占武(后任中学校长)，地理老师李荣、马炳麟均是北师大50届高才生，他们不但饱读本专业知识，而且诗书字画各有所长，记得两位地理老师一手好画，讲课同时能把当地的物产地貌随手画出，使我们至今不忘。记得田农教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年轻的刘占武老师的老师，刘老师每次遇到田老师总是敬礼并遵称一声“田老师”，而且在他的备课用书中就有田老师所著“西洋史年表”。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不但是我们得到渊博知识的保证，也使我们体会到教师的尊严和贵任。
办学的另一关键是生源。一个学校的成名，首先要有好的硬件，领导和师资，但好的生源是常胜不衰的重要保证。师大附中出于当时是惟一的一所国立中学，可免学费，在全国招生。我所在的三部是新成立的，短短几年，在1954年高考全市大排队中，我所在的班，各科成绩均在前10名内，100%被录取而且是第一志愿，仅留苏、去清华、北大、北师大的就占了50%以上，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领导、师资、办学硬件外，生撅是很重要的，在生源上的特点是全国录取，综合学生成分，我记得当时我班共44人，来源是本校初中保送优秀生占1/4，按政策照顾外地调京领导干部及著名人士子女及华侨不足1/4，但是也要经过考试人学，另外1/2稍多是在全国考生中录取。我班就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市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学生。从家庭出身来看，既有多名部级领导和民主党派领导子女，又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子女，有的同学本身就是矿工、机械工人。本来北京同学是可以不住校的，但他们挡不住集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的诱惑，许多人也住校了，大家相处得和兄弟一样。至今已半个世纪了，44个同学除一人早亡外.39个同学仍保持着联系，虽然生活在全国各处，但经常聚会，2000年为庆祝母校百周年的来临，我们和一部同届同学为母校献上一座“世纪之钟”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