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便就听人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从小，因为性格原因，很少跟别人说话，也因为这个，没有多少朋友，更别提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自从到了高中，便开始有一个负责任的班长督促着我们。
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个弟弟的原因吧，作为班长的她管理起班级上的事来有条不紊，可是，尽管这样，班级里依然有很多“恶势力”。
对于这个，她也很无奈。
一开始看到她当班长，并没有多大感触，可是，长时间相处下来后，发现她真的是个不错的班长。
看到班级里好多不认真学习的人，你追我跑，打打闹闹，整个班级的学习气氛都差到了极点。
被她们这么吵闹着，我也学不进去了，抬头四处张望着，忽然发现这样一处动人的角落。
只见座位上的班长静静的低着头，拿着笔，嘴里不知在念叨着什么，是在背课文？还是在写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看到这样的班长，我学习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
而在宿舍，因为我和班长在一个宿舍，我们宿舍一共九个人，可是因为一些人无理取闹，整个宿舍的气氛也不是很好，甚至还有人打电话，不但不小声，还很大声的影响别人睡觉，但我们都没人说她，因为没有官职的人她是不会听的，而且，还会振振有辞的和你对着干，到最后生一肚子气不说，还把自己弄的睡不着，干脆就忍了。
可是班长不一样啊，突然一句：谁再说话给我滚出去！
尽管把快进入睡梦中的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蛮佩服她的。
最后，想说一句，谢谢你，班长。
曾经听人说过，每个孩子都像一颗小树苗，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我想，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份对往事的记忆。而我的生命之树上应该有一根粗壮的枝杈，上面储满了我对老妈的记忆。无论这些记忆是苦是甜，都永远有着最亮丽的颜色。
记得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平常回到家里都是一身轻松、满心愉悦的，只有那次心中像压了一块巨石，无比沉重。究其原因，只是由于书包里一张分数惨不忍睹的卷子和记作业本上“卷子需要家长签字”这几个大字。做梦般的把作业写完，屋外传来老妈洗漱时水流的声音。不能再拖了，我鼓起十二分勇气，在老妈擦干脸后把卷子递了过去：“老妈，签字!”
老妈好奇地翻看着卷子，半晌，才带着鼓励的笑容对我说：“这张卷子确实比较难，一次考不好也没关系，只要下次再细心点就行了!”随即找出笔，仔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内心的失落和沮丧瞬间被这番话一扫而空，重新充满了斗志，后来的考试中，我的成绩果然有了大幅提高。
当然，我和老妈之间并非永远都是和睦温馨的，彼此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一个周六的早晨，我打着哈欠拿起水壶去倒水，妈妈制止道：“水壶这么沉，就别往餐桌上拿了，你把杯子拿到厨房倒水吧。”我应了一声，放下水壶，可是因为柜台上的水，水壶在被放下时向前滑动了一下，碰到了一个玻璃杯，二者相撞顿时发出刺耳的声响。“老妈火山”瞬间爆发，大声嚷道：“有你这样的吗?我就是让你换个地方倒水，发什么脾气啊你?把杯子碰倒了，弄得乱七八糟的你还高兴是吧?你真是长大了会顶撞家长了!行，你以后爱从哪儿倒水就从哪儿倒，我不管了!”
我莫名其妙，本想开口争辩，但瞅了瞅持续冒烟的“老妈火山”又把话咽了回去。胡乱吞下半个包子，收拾好东西，便默默地出门去上课外班了。当然，在这期间我的耳朵依旧在遭受攻击，我一路跑到学校，之后的课程更是听得云里雾里，只感觉一阵阵愤怒和委屈涌上心头。但当我回到家里，老妈依旧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一场矛盾就在无形之中消弭了。
虽然我和老妈之间也曾有过误解，有过摩擦，但这些不可多得的记忆还是被我珍藏在心间，正如那树上的叶子，随着树木的生长，会变得更加青翠，充满生机。
这些年对吃的已经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了。听人描述或者看样子都想流口水的食物，吃到嘴里也觉得不过如此。
好友给我带来几个馕，不是新疆那种厚厚的有嚼劲的馕，而是一毫米厚，薄薄脆脆、撒满芝麻、圆圆的饼，咸香味。我小时候叫它------干干馍。
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边儿，掰下一小块儿来，轻轻放进口中，就那么随意一尝，一时间竟呆住了：这久违了三十多年的味道，让我想起我的奶奶……
我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一共生了五个儿子，没有一个闺女。生我的时候，奶奶已经有两个孙子了，见我妈生下个女娃：小脸儿脸圆嘟嘟的，一双眼睛就像一汪清泉（可惜后来近视，摘下眼镜就显得无神），就高兴地合不拢嘴，抱起来就舍不得放下。
听我妈说，奶奶抱着我看不够，每天晚上，先让我妈把被窝暖热，才把我放进去。尿布洗得又勤又干净，天不亮就来到我妈身边，先让我妈把我穿好，交给她，再让我妈收拾自己。
爸爸一结婚就分家了，月子没满，我家就没有吃的了。奶奶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还有四叔五叔两个正能吃的劳力。外婆让三舅拉着架子车，把妈妈拉回娘家，等着麦熟，打下粮食，再让我爸去接。为此我奶奶送了一路，哭了一路。
再后来，我妈就没有奶水了。听我妈说，奶奶抱着我，去那些和我大小差不多的人家里串门，厚着脸皮请求让我吃人家的奶水。
等我吃得饱饱的，小脸红扑扑的，再抱回来送到我妈怀里，从来也没有埋怨过我妈一句。就这样我慢慢长大了，能吃米、面、五谷杂粮了。
奶奶把家里仅有的米都给我留着熬粥喝，有好吃的也是紧着我先吃，孙子们也得靠边儿站。慢慢的，我差不多记事了，也记住了一种味道：干干馍的味道。
爷爷奶奶的气力都让几个儿子盖房、结婚，耗费得差不多了，更别提攒下什么。我记事的时候只剩五叔没有结婚了，但也谈了对象。我们那里土地瘠薄，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决定了一家人一年的温饱，每年都有断顿的时候。
奶奶疼我，所以总是偷偷给我炕一个干干馍。那馍薄薄的、脆脆的，芝麻的香味、鸡蛋的香味儿，葱花的香味，好香好香……我只知道做这个费时间耗功夫，到底怎么炕？到现在也不知晓。
那薄饼微黄，圆圆，脆脆。我的小牙咔嚓咔嚓咬过，一会儿变成半圆、又变成弯月，星星一般的碎渣，被奶奶用食指按住，重又放回我嘴里。奶奶看我吃完，再喝完水，小嘴儿湿漉漉的，就高兴地起身悄悄回自己屋了。
这饼是吃了一年还是两年，我也记不得了。记不清那是忙着秋收、还是麦种，我没有吃到干干馍，在屋里哭了起来，怎么也劝不住。妈妈来了气，一边打屁股一边说：“闹什么闹，一家人都吃不上，忙的要死，就光给你做独食了”（大概就是这意思）
奶奶小跑出来，擦擦被熏得流泪的眼睛，从我妈手中把我抢下，一边给我擦泪一边说：“晚上，晚上，奶奶就给你做，别哭，别哭。
二爷家的叔叔递给我一个甜甜的软柿子，我才止住了哭。到了晚上奶奶真给我拿了干干馍，不记得奶奶和妈妈说了些什么。我在一边狠狠地大口吃掉了它，仿佛它欺负我了一般，决绝地吞咽着……这是记忆里我最后一次吃它了。
后来爷爷身体不好，奶奶忙着照料，也就再也没有给我做过了。爷爷离开我们不到半年，奶奶就病倒了。奶奶瘫痪在床，也不会说话了，只是“嗯嗯啊啊”地用手指。
四婶上过护校，奶奶搬到了四叔家的西厢房，跟我家的新房挨在一起。爸爸自己烧砖又借钱，终于盖好了三间上房。
随后我们一家四口都搬了进去，却垒不起院墙。东边借四叔家的一道院墙，西边借怀洋家的一道院墙，用树枝和枣刺编了篱笆门，用铁丝把它固定住，也算是独立门户了。
我天天往四叔家跑，奶奶“啊啊”地指着窗户，我一看是橘子瓣罐头。奶奶示意四婶打开让我吃，酸得我牙都快掉了，就再也不吃了。
后来又去，看到一瓶鹌鹑蛋罐头。奶奶“啊啊”地让四婶打开，给我夹了一个，我不知道还得剥皮儿吃，放到嘴里一咬，连皮吐出来，直喊难吃，觉得罐头都太难吃了。
我比妹妹大两岁，因为妹妹小，我妈照顾不过来，我被送到外婆家里了。外婆得了糖尿病，我出生的那一年，她眼睛就看不见了。每次到了外婆家，外婆总会先摸摸我，我一动不动的让外婆摸，然后听外婆开心地说：“又长高了。”
外婆家的粮食够吃，她们村，地里有水井，可以浇灌。二舅又在铁路上工作，有收入。两个舅舅家的孩子多，又都住在一个院里，我就跟着表哥表姐一起玩，在二舅或三舅家里随意吃饭。
记得有一天，傍晚时分，残阳如血，染红了西边的天空。我正和表哥表姐在麦场的垛里玩得欢，汗津津地被拉回屋里。听三妗对三舅说，赶紧把我送回去，我奶奶不太好了。
我一听，掉头就跑，湿漉漉的刘海儿贴在脑门上，甩着胳膊，大喊没有玩够，不回。三舅一把抓住我，连拉带扯地把我送回了家。那时，我奶奶已经闭上了眼，永远离开我了。
门口一片忙乱。大人们都在忙，我妈、我娘、我婶们忙着支起大锅，把自己家里的碗筷都拿来；我爸、我伯、我叔们搭灵棚；我堂哥们穿着孝衣，拄着白纸裹的棍子，我去哪儿呢？
我来到西厢房，奶奶躺在那里，脸上盖了白布。我掀开看看，叫叫，见奶奶没反应，又重新盖好。搬来小凳子坐下，等她醒来，“啊啊”地指给我，什么地方有好吃的。
直到村里一个帮厨的哑巴，进屋找东西，发现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惊失色地找到我妈，一边“啊啊”说一边指，拉着我妈进屋把我抱出来了……
后来我上学、考学、分配，有了稳定的收入；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可是，我的奶奶，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没有等到我有能力孝敬她的这一天，没有享一天我这个孙女能带给她的福……
曾经听人说过：十八岁前的丰富经历，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了。我却笑着说：人生之路漫长曲折，我也才不过是刚踏上人生路呢!的确，想要浓缩在一本书中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和浩大的历史的洪流相比，连一瞬也算不上。漫漫人生路，人总会不断的生老病死，不断的生死轮回。饱尝人世间的各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作为90后，作为20世纪末期的一代人我们正在开始慢慢地融入社会。或许在过不久，我们将会登上历史的舞台，主导历史。将会在祖国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这一群90后的孩子也将慢慢受到社会的关注，像曾经的80后一样，得到人们的关注，走进人们的视野，为社会增添一片青春的朝气!
我不是个勇敢的孩子。我害怕困难，我害怕前路的茫然，还害怕面对前路的艰辛，我害怕面对没有方向感的世界，我害怕失去自我。我总是会在事情快要有结果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有不好感觉的时候，选择逃避。
一年多前的中考本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我曾经尝试着去争取，可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放弃来自于自己的懦弱;来自于班主任的威吓，所以我选择了逃避。于是我独自一个人躲在角落中哭泣，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听到我的呻吟。任凭我脆弱的心在迷途中徘徊;在寒夜中彷徨，不知该何去何从。
难道我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吗?我人生的天平已经向失败倾斜、向失败低头了吗?为什么付出总是不能与收获成正比，甚至还是反比呢?为什么我的失败几乎快占据我人生的全部了呢?
难道人活着注定要受苦受难，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吗?
改朝换代，受苦受难的不也是老百姓吗?正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在社会上又流行了一种“抱婴行乞”的讨饭方式。走在大城市的街头巷尾，我总能看到一些3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抱着还未满周岁的婴儿在行乞，跪在路边，面前还铺着一张纸。内容大概就是这孩子身染恶疾，命在旦夕。希望过往的人大发善心，慷慨解囊。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新的诈骗方式——用婴儿来博取人们的同情;还是确有其事。但是我看到这鲜活的小生命病态奄奄的样子，眼神里充满着乞求。突然觉得生命好脆弱。小小年纪就要过早的体会残酷的人生。
也许，我们的人生早已经被上天注定好了。人无法掌握自己的生老病死，当地震来临时，我们不过是自然灾害的牺牲品，与偌大的地球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人生无常啊!究竟什么才是永恒?
每次听人谈起电脑，心中总涌起一种亲切的感觉，回想起我与电脑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经历。这里有苦有乐、有笑有泪。电脑，这个打不开的情结，伴随我成长。
母亲是大学中专门讲授电脑课程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早早地便结识了电脑。当我第一次见到电脑时，心中便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它的屏幕微笑着，似乎召唤我投人它那包罗万象的胸怀。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面前，我自叹知识浅陋，只能望而却步。但一份遗憾，一份期盼却像一粒种子落人了心田。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了多种兴趣小组,我情有独钟地选择了计算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学会电脑，与电脑对话，与电脑交流。在开始几节课中，我了解了算盘是如何逐步成为今天这个似乎无所不能的机器，了解了简单的“0”和“1”是如何进行那么庞杂的运算，了解了何为“赋值”、何为“循环”等。知识在增加，亲自上机的心情也愈来愈迫切。终于，理论课告一段落，我来到青少年科技中心，正式上机。
当时所使用的机器叫“Iaser一310”，这种机型比较落后，可以直接与电视机连接。类似于现在的“学习机”。它只能运行BASIC语言，并只能进行较小数位的运算。虽然只是这样一种机器，但我们还是从中得到了无限乐趣，它可以用来作一些“火箭起飞’的动画。每当自己亲手编制的程序输入电脑，敲入RUN，编译通过，那时那刻的那种感觉，也许只有当年攻柏林的苏军战士才会知道。
电脑以它惊人的速度在发展，我也成长为一个中学生了。这些年中，从“即88”到“286”，从“286”到“奔腾”，我从未停止过对电脑知识的追求。上了初中，班主任在学业上是良师，在电脑上更是益友。在他的帮助下广我参加了“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原有些自命不凡，在比赛中，才感到知识的贫乏，明白自己所学只是沧海一粟。这更激起了我进一步学好电脑的渴望，开始了电脑世界的新追求。不懈努力中，我更感到学海无涯，艺无止境。
得益于家庭的大力支持，我盼望已久的电脑终于摆在了我的房间。我可以自豪地呐喊一句:“我有我的电脑了。”从此，我学电脑更加勤奋了，也由此更加深人地了解了电脑。它带给我的已不只是快乐，它成了我学习中不可分离的朋友和助手。
借助电脑我超前学到了许多知识，这对于正常功课有很大益处。比如想掌握较高编程技术，就要学习《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等课程，掌握“回溯”、“递归”等数学思想。在对初等数学理论与高等数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此外要想电脑水平有更大提高，必须掌握好几门语言，并在编程上下功夫，编程是一件有苦有乐的事，首先要建立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因为电脑不具有逻辑思维，所以解决间题时常需换一个角度，利用电脑得天独厚的运算能力，通过穷举或其它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还有，编制程序，必须进行调试工作，因为总有一些小毛病隐含在程序中，使成功总距你一步之遥，不得不逐行检查。常常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我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电脑的理解也逐年加深。_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念头盘踞在我的脑海中，而且越来越强烈。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制作精良的软件都来自国外，在比尔·盖茨比作“未来之路”的电脑世界中，我们现在只能在洋人之后亦步亦趋，一个声音时时在我心里呐喊:“我要振兴中国电脑!”我要和我的父辈、同龄人一起，让中国电脑迅速崛起，并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曾听人说起潘光旦掣瞿一件轶事。潘先生腿有残疾，在国外访学时，有一次拄着手杖上街，将手杖和礼帽(帽口朝上)放在脚边，打了一会吨。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里已盛满零钱。
我把这故事讲给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听，他擅长“画面思维”，将故事的场景放在本埠街头，并用“蒙太奇”的手法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结尾: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与手杖都不见了。
没过多久，本埠报纸刊载的一则社会新闻，便印证了我朋友的“置换结尾”并非杜撰。本埠乃辛亥首义之地，市中区有“民族”、“民权”、“民生”三路，其交汇处有一尊孙中山大总统头戴礼帽手拄拐杖的铜制塑像。在某个炎热的夏日，总统的手杖被人卸走。
盗走总统的手杖，比顺手拿走教授的礼帽，难度要大得多。报纸没有披露细节，我不知道盗贼如何攀上四米高的基座，又如何强行夺走总统的拐杖。他不认识孙中山?也没听说过辛亥革命?
不过，我敢断言，卸走孙中山手杖的盗贼，绝不认识潘光旦，更不知道潘教授终其一身，都在致力于“优生教育”的研究。潘先生是大学者，孙先生是大总统，两人有相同的目标:提高国民素质，振兴我中华。两位先生的在天之灵，若得知“卸手杖”一事，该作何感慨?
改革开放，国人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口袋里的钱或多或少.与为人之“格”或高或低，似乎并无必然联系。无论要实现多少个“现代化”，最最要紧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每一个市民作为“人”的“格”或“度”。
人可以创造风景，也可以杀死风景。就在离孙中山塑像不远的繁华街区，有一长排磁卡电话机，看那些使用电话的都市人，衣着时髦，态度优雅，构成一道别致的都市景观。谁知道“好景不长”，近十部磁卡电话无一幸免，一个个伤痕絮累地吊在那儿，与大马路上那些扭曲的栏杆、无盖的井口一道，向着过往行人无言地诉说着什么。来去匆匆的都市人，能否听得懂它们的语言?
(附记:笔者近日专程去抢仰孙中山塑像，发现孙先生的手杖失而复得，为了防止再次被窃，祠手杖被牢牢地焊在孙先生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