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看作显学的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都曾风云一时，引起的反响巨大，至今仍不断地吸引人去关注这二者的思想是什么，何以在当时可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儒家的主要思想内容可以简述为“仁义礼智信”，墨家的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当然，这只是极为简单的说明，墨家与儒家的细微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任何事物，能得到极高关注及接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这个事物迎合了时代人们的心理诉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已经慢慢普遍地关注人，从奴隶社会的“神”中逐渐解放出来，儒墨两大家在关注人与社会这方面皆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从以上粗略点出的主要思想内容便可看出。二者投放的目光相同，但也有差异，这里就浅谈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之别。
首先，“入仕”的区别。儒家提出了一整套的“入仕”方法：意诚心正、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方法由微及宏，由细及广，修个人，而达天下，从个人出发，推己及人，注重的是由自身内界的善而先，从而推动外界的善，基点是自己。儒家同时也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虽然他强调人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但同时又将隐与仕的选择权交给了人的本身。可以说，儒家的“进取论”更多地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奋斗，提升自身，从而被君识，再而一展宏图。而墨家在“入仕”的方面就显得特殊一些，他也强调了人格的重要性，如“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墨家也曾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张统治阶级识人、任人。不同于儒家的依靠士人自身奋斗进入仕途，墨家更多强调统治阶级“尚贤”，将基点压在了对方的身上。在“入仕”的这一点上，儒家看到的是君君臣臣，臣必须为君主奔波的阶级意识，而墨家的思想似乎已经超越了阶级的存在，甚至是超越了时代的阶级局限，将君与臣相持平，更是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想法。因本文主要论述儒墨二者的差异，所以不深入探讨二者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下文皆是如此。
其次，爱人的差异。这个在上文也有所提及。儒墨二者这一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了阶级这二字上。儒家的“爱人”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纲常下的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这句话表明了在儒家的人心中，世界上的人是有等级差别的，有亲有疏，有君臣、上下与长幼的区分，这也就带来了爱人的差别。最为明显的一句话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里，体现了血缘亲疏的爱。而墨家的爱不同，墨家的爱是“兼而爱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爱，完全将个人与集体混融，不给任何一丝缝隙，看不见等级差异，是众生平等的爱，是大爱，当然也是忽略了人性、脱离了现实的理想的爱。儒家思想关注到了人性特点，懂得亲疏之别，贵贱之分，贴近当时人的心理感受，墨家的爱人忽略了人欲所在，更是脱离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实际情况。
再有，法仪的不同。儒墨二者都注重“法”，这里的法自然不是指法家的“法”，而是指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协调社会的一套社会公约。儒家的“法”一方面依靠的是个人自律，另一方面依靠礼乐制度。自律是各种道德观念的“软法仪”的束缚，儒家特别强调慎独、仁义，而且将德上升到重要的位置，不止君主要以德治人，君子也要以德服人，这实际是从文化意识层面约束人的行为。而礼乐制度是社会制度层面的“硬法仪”的束缚，儒家是很重视音乐的感染和教化作用的，认为通过乐的熏陶，可使人得其所，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人应该受到的教化程度与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统治阶级应学治国之学、士应学为人为君之学、农民应学耕种之学，每一种身份不同，便带来了学习内容的差异性，这种不同的阶级划分自然引起了所听音乐的不同，什么样的身份听什么样的音乐，否则，人不得其所，混杂乱嵌，社会又怎会有秩序可言？处何位，行何事，这种认知在儒家思想里是非常固执且固定的。而墨家的法仪看起来与儒家的却不太一样。墨家提出“以天为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而这种想法的基础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他们承认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义”自然也是千种万种，而统一的方法便是贤良之人选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这个“义”出自贤人，虽“贤人之法”想来应该闪烁着道德与仁慈的光辉，但究其根本，也不过是一人之法、一家之法。
还有，便是仪式的区别。如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儒家是有生活仪式感的，不管是祭祀、葬礼、行军还是鼓乐，都有严格的要求，像祭祀的牺牲品类、叩拜礼节分很多种，每一种所代表的含义都会不同，什么的场合用就用什么样的仪式，再比如葬礼，也包含着从服装、饮食到守丧等各种繁杂的仪式内容。反观墨家，在生活仪式上他们的观点与儒家的大相径庭，他们主张节葬、非乐、节用，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不止关乎个人，更是与国家的命运挂钩。可能相对于墨家而言，儒家各种礼节显得铺张浪费，但却不得不提出，儒家的这一种“铺张”是在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大事上，如葬礼、祭祀等，而在生活的其他小事方面提倡勤俭，而墨家的“节”，则是在方方面面都要节约。
以上便是粗略整理出来的儒家与墨家思想的异处，虽儒墨两家很多地方关注点相同，但主张却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出现得较多的便是“阶级”二字，阶级的不同，所带来的观察视角自然也不同，除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不作叙述。
读了《论语》，儒家思想让我倍受感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我刚读时就能领悟其中的含义：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书上记载：有一次，孔子在东游途中，被一位小孩拦住了去路。孔子从车中探出头来，问这位小孩的姓名，并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小孩听到后便得知他就是那博学的人——孔子。问道：“夫子可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有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孔子听后大惊，羞愧得摇摇头。小孩洋洋得意起来：“告诉你吧，天上有一夜星辰，地上有一荐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孔子听后不得不佩服，连忙下车行礼，对小孩说：“知识是无止境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一个人不论学问有多高，都要谦虚，知识是无止境的，世界上哪儿都是一种学问，千万不可因为对方阅历浅而嫌弃。因为孔子谦虚好学，所以他的学问不断增大，尊敬他的人越来越多。
《论语》中也有这样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话充分地表达了孔子好学、知趣与豁达大度的胸怀。对于我们来说，光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足够让我们去刻苦学习。孔子的品德一直处于世人所说的“最高境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事父母几谏”可谓是个经典，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得轻微婉转地劝阻。我们何尝做到？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大大咧咧地喊叫父母这您们做错了。这不仅损害了和父母的关系，还会使家庭氛围紧张。我觉得这是孝敬父母的常规知识。
还有一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易懂，意思是：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当今社会，“孝”的本义是好好侍奉父母，晚辈侍奉长辈。每个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有所成，过上繁荣的生活，但他们的内心更需要的是自己的孩子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则广告：一位年迈的父亲与女儿的对话，父亲都说在家乡过得很不错，不用女儿回家陪他，其实，他的双腿已经不灵便了，他的老伴患了重病，医药费都压在了他的身上，而女儿却浑然不知。这则广告看哭了多少人。陪伴，是孝敬父母的基本要求。
人都会逝去，但是人的一生不在于活的时间是否长久，而是在于这活的时间里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没有价值，有没有让自己后悔。做一个道德的人，展放出人生的生命力，让自己活出精彩，活出价值，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00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00年的宝座。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毛泽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感化甚深。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00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00年的宝座。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毛泽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感化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