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是20世纪30年代末轰动世界的长篇小说。小说从清朝末年社会的大动荡开篇，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初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变化。但这一点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大背景而存在。林语堂先生在小说的著者序中写到，“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他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那么在那样的尘世生活里，当代中国男女到底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呢?又是如何成为神州的自由民呢?
林语堂先生从儒家和道家学说的结合中去寻找答案，他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掺和在一块，得到了一种儒道掺和的理想人生观，并通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姚思安，将这一理想人生观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也就是说，这种“城中隐士”是“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姚家的主人，姚思安，正是这样的一位“城中隐士”。小说的开篇，就展示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遭劫，皇室逃离，生灵涂炭，城内百姓纷纷外逃。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动乱频繁、兵荒马乱、灾难降临的环境中，姚思安仍能泰然自若、步伐坚定，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在全家逃难而离开北京城之际，仍能有条不紊、沉着冷静地安排一切。
这位姚老先生沉潜于黄老之修养中，遇事冷静，处事不惊，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高士。他从不心浮，因为他认为“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他总是持着“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的处世态度。他不会为小事所动心，而是要享受心灵的宁静。
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宁静的心灵，使得姚思安对许多事情都看得很轻、很淡，尤其是在对待财物的态度上，更是如此。
姚思安认为财物乃身外之物，“你若把那些东西看作废物，那就是废物”，并且他相信事物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任何人都不可更改其发展的轨迹。在女儿木兰担心那些古玩被掘走时，姚思安有这样一番妙论，他说：“物各有主。在过去三千年里，那些周朝的铜器有过几百个主人了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所以他对难过的木兰说：“若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
姚思安对身外之物看得如此之淡，其实是经由他对物的某种理解，在心和物之间达成了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不足以为心累，心不至于为物役。这种对物的理解，正是庄子所谓的“齐物”。庄子认为，齐物的关键不在于物，而在于心。物是不齐的，但是如果无心于不齐的话，这不齐之物的分别于我又有何意义呢?这也就不会为物所累，为物所役。此外，又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对于个体而言，没什么可以永久保持，永久拥有。既然这样，又何必去在乎那些财物的得与失呢?姚思安正是深深地参透了这一点，才会对财物看得如此之淡。
而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姚思安更是秉承了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崇尚自然，是从人和自然的联系中来探讨生死问题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地、天、道的规范。而庄子则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把生和死铸入了无限的天地整体之中，身体“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命“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人的生命产生的过程，就是由天到气，由气到形，由形到生命的过程，人的生命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生与死的变化是自然之道在人的生命中的体现，非人力所能左右和改变。因此，人不应为生死意念所困扰，而应当以顺乎自然的态度去处理生死问题，反对人为的追生避死。
正因拥有这样的一套道家生死观，姚思安在夫人去世时一滴眼泪也没流。他是这样对儿女们解释的：“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顺逆也是个人性格的自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依照一般人情，生离死别是难过的事，我愿你们要能承受，并且当做自然之道来接受。”
但是在这一套生死观的背后，姚思安又有其达观独到的看法。在女儿木兰问他是否相信人会成仙时，姚思安便一口就否决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会战胜死亡，因为死就是“反诸于道”。他还相信人的不朽，他对木兰说：“由于你，你妹妹，阿非和你们所生的孩子，我就等于不朽。我在你们身上等于重新生活，就犹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样。根本没有死亡。人不能战胜自然。生命会延续不止的。”
由此可看出，姚思安如道家一样认为人是无法逃避生死的，但他同时认为人能够在精神上超越死亡。他认为生命一开始就化入了群体，一开始便注定了它将在无尽的生命链中永远存在，于是瞬间和永恒的虚假对立消失了。正如《庄子•养生主》最后的结束语：“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姚思安以道家的思想处世待物，他自称为道家，然而他却又说自己并“不是道家”，他的“道”要比老庄之“道”更宽泛，是对道家学说的扬弃和发展。他肯定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在很多时候都顺应自然之道，但同时他又摒弃了道家逃避人生的消极之举，将儒家积极的人生观融入其思想当中，并把这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道家学说中的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的观点，天人合一的观点，使他对人生、世界无不静观处之，对家庭、社会总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而儒家思想中的“明性达理”，则使他不断完善个人修养，永保赤子之心，且重视家庭亲情，关注家庭和国家的命运。
面对大儿子体仁的愚顽和放荡，当知道体仁是扶不起来的粪土之墙时，姚思安又把希望寄托于小儿子阿非;他热心于二女儿莫愁与穷书生孔立夫的婚事;他虽然不赞成小儿子阿非与红玉相爱，可从不干预，对阿非与宝芬的结合则顺水推舟;他主动出主意，并亲自出马，帮木兰挽救了丈夫和家庭。
在国家命运面临改变之际，作为道家代表的姚思安更是表现出与作为儒家代表的曾文璞截然不同的态度。曾文璞一直坚守着儒家的思想规范，然而他并没有如孔子般追求“入世”。在他看来，革命就等于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随后而来的变化。这位刚强坚定的儒家信徒，看得出一段大乱即将来临，打算明哲保身，不被卷入。革命爆发之后四天，他便去心已决，不再踌躇，不再恋栈。而一直潜心于道家学说的姚思安则与其相反，他对国事仍时时关注，而且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批评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出巨资支援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对日抗战。对姚思安而言，生意可以不做，家事可以少管，但国事不能不关心，革命不能不支持。
儒家积极的人生观使得这位道家之人不会像庄子般飘然物外，而是重视现实生活，并善于享受人生。他不惜重金从一个破落的旗人贵族手中购下王府花园，旨在享受园林之雅趣。在自认为完成了世间应尽的各种义务之后，他离家外出游历十年，住道观，访古刹，踏遍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自我”，寻找“乐生之道”。出家十载，七十高龄的姚思安终于得道不俗。他信道又超越了道，他觉得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进而寿终正寝才合乎“道”，也是人生之乐。姚思安并不赞成庄子那样死后曝天原野，而是又回到了烦俗的儿女身边，要在儿孙的环绕下安享天伦之乐。
从姚思安的处世哲学到生死观念以及其生活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位理想道家人物并非老庄哲学的翻版，他只是抓住道家的基本精神，而摒弃其偏颇、绝对化的因素，故这里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而没有退回原始、没有对社会的逃避;主张适时的自我克服，而没有绝对的自我否定。姚思安的这套掺和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人生观，即是林语堂先生寻找到的一种儒道掺和的理想人生观。这套人生观，使得这位身处乱世之中的姚老先生，始终都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处世总是不偏不倚，并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神州自由民”。
一代文宗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他将一位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一格性格鲜明、多才多艺、形象饱满、可敬可爱的苏东坡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之前，我对苏东坡并不了解多少，在看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之后，才对这位不朽的传奇人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但连林老先生都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详尽的语言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说他是自己“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
为官，一生只要安安稳稳，脚踏实地就可以了。例如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而在于苏轼面对生活，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苏轼的一生，艰辛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与王安石斗智斗法。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暂且不管。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快乐或是艰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这就是苏轼为民着想的一生。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斗法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王安石的变法本意是好的，可他过于自负，有许多新法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于是王安石把许多反对他的贤臣都贬到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一些小人，苏东坡对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奏，最终也被贬到杭州，可这只是刚刚开始。被贬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把幽怨的感情全寄于诗中。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一生饱经忧患，可他并没有尖酸刻簿，没有消沉。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他是一个乐天派的诗人。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四处游历从出生到架鹤西去，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处，都会给当地人带去他所独有的深远影响。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既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也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凛然正气，必然永存。
林语堂曾说过：他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佩。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他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生于魏晋时期。或许很多人会不屑那只是一个乱世，其实不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好坏两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十全十美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一无是处的。有时候好坏两面还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一面坏的厉害，一面好的突出，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正因为这个时代如此，才会生出"竹林七贤"等名士，才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故事，才有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在彭泽历任81天后，不肯向一个来检查的督邮低头，便说出那句千古名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向乡里小人也!"之后，他又毅然决然地扔掉官印，彻底离开了那些"心为形役"的日子，投入了大自然。这也正应了那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与富贵。"
他还曾写过《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这都体现了他的高洁志趣，平淡自然、安贫乐道的境界以及对自己人格的坚守。而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更体现了他的逍遥自在、清静无为。
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都很淳朴，却都很不简单。是一个大交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轻妙的声响。也因此，最爱陶渊明。
轻抚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仿佛与这位璀璨夺目的巨星来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苏轼，他一直是那个与月以酒的“乐天派”文豪。
在苏轼因写诗得罪权贵被贬黄州时，他自我安慰，一身紫袍黑帽，手拿竹杖，倚石而卧，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东坡每日在田间教农人唱民歌，忘情时还放下犁耙，折竹枝敲牛角打拍子。这是何等的率性而为！人生道路上即使遭遇挫折，也要以开阔的心胸面对。当我遭遇考试失利时，我学会告诉自己：“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必然驮住了无数次日落。”思考之余，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东坡抚须大笑的样子，他于苦中作乐，笑看风雨，以乐观明媚人生。
苏轼和朋友去往沙湖时。途遇大雨，天幕四合。朋友们惊慌躲避，苏轼却极其淡然地循着雨的足迹，脚踩大地，拄着竹杖，长吟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冷雨无情，我见到他拄杖停留，于空旷中，唯见天一抹、地一横、竹两三、房舍四五点而已。银丝般的雨打在他的宽袖上，使他乐观洒脱的精神熠熠生辉。我懂得，苏轼的豁达洒脱，是他的人生态度。他一直坚定的相信：风雨尽处，必有春山。我为他的思想而震撼。
苏轼心中装得下国事，也装得下民生。在苏轼出任杭州太守后，他请教专家，视察水位，定制计划，只用半年便成功清理运河区，还整修了西湖。经过他的治理，西湖柳丝依依，低石堤半隐半现，山峰云烟缥缈，胜比西子。真是个好官！拉动时间轴，今日也有许多人为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其中有千千万万的医护工作者，他们不分昼夜，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苏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心为民”的样子。
苏轼还具有别样的生活情趣。雪沫乳花，蓼茸蒿笋，还有自制的各种酒。于朴舍附近，或清茶一盏邀来庄子，或花间置酒单挑李白。我颇有趣味地读着他悠然的生活，原来生活竟能如此诗意！
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选择体味生活的幸福，托遗响以悲风，无所谓荆棘坎坷。愿我们像苏轼一样，用乐观打破命运的锁，把生活活出诗意，相信终有“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的收获。
194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在纽约出版，被誉为民国四大传记之一，同时这也是一部他致敬偶像之作。林语堂在此书中写到“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轼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惊艳岁月的诗词，对妻子的思念他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关于读书他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笔下的快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他抒发离别之情“天涯流落无穷思，既相逢，却匆匆”；
当他经历人生的大风大浪，感慨人生时说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游，喜欢记载生活小事，记载游历经过，写所思所想，真正将困苦生活活出了让人羡慕的诗意。他不像其他士大夫那样高高在上，他总是那么接地气，书中介绍到苏轼在黄州居住期间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渗透到他的写作中。使他原本书中尖锐的讽刺，锋利的笔尖，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黄州期间，他自己动手种田，修建庭院，筑东坡，完全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还顺手发明了“东坡肉”；在岭南、在儋州，他尝试荔枝，向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学习酿酒、栽种技术……这些人间真实都让苏东坡显得更加可爱纯粹。
苏东坡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乐天派。他不像李白那样浪漫至死，也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更没有辛弃疾那种壮志未酬。无论身在何地，处境如何，他的豁达与从容伴随他的一生，他永远将眼前事做好，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受人排挤，贬谪在外，他还是会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每每读到《定风波》，我总试着去揣摩苏东坡的心境，究竟是怎样的心情才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止有高潮，也有低谷，唯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乐观豁达的态度，才能在逆旅中活出精彩的一生！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慎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不是学问，而是吃。”吃，是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为近乎艺术的趣味。无论是家常味道、日常小食，还是满汉全席、饕餮盛宴，无不蕴含着生活的热情或雅致的韵味。《一食一味》中写到的一道道日常美食，既融进了制作者的浓浓心意，更承载着千古流传的文化风情，我在此间感受到的不止是美味佳肴的诱惑，更是温暖的乡土人情，以及世俗生活中蕴含的自然真趣。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食物，每一款，均来自于其亲自制作。寻常的拌菠菜，经其用家乡制拌枸杞头、荠菜的办法改良后，成为佳肴一道。更特别的是，还有其首创的菜式：塞馅回锅油条。汪先生自得地说：“这道菜为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区区一个萝卜，让汪先生吃出了精彩：“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大抵一种东西头一回吃，总是最好的。”
在物质丰盈的现代社会，食物，绝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辘辘饥肠，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情感，期待。一切思乡、怀旧、无助的情绪都能在食物中得到温暖、妥帖的安放。美味背后，藏着温暖人心的力量，触动味蕾，慰藉着那或孤独或怆惘的心灵。
人，有喜怒哀乐；味，有酸甜苦辣。人与食，息息相关。与其说是品尝食物，不如说是品味人生。再曲折漫长的人生路，也终究会在红尘岁月中尘埃落定；再美味的食物，也终将在滚滚风尘的冲刷下淡出历史。但无论命运怎样沉浮、变幻，在江湖夜雨中，灯火万家处，总会有一份热腾腾的美味等着你。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浑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东坡在《题西林壁》中教我们如何欣赏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也只有以同样的方法来读东坡，才能够淋漓尽致地感受他的才情，才能享受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清爽。
东坡似乎腕下有鬼，只须信手拈来，冲口而出，妙手偶得，就能够涉笔成趣，机锋无处不在。时而放声高唱，时而浅吟倾诉，时，而活泼自然，时而旷达豪放。他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也有“多情反被无情恼”的柔肠;他既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骨，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他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狂放，也有“我欲醉眠芳草”的浪漫;他既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哨叹，也有“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苦恼。他时常穿梭于诸子百家，对历史典故了如指掌，能够灵活运用儒家经典。他的文章纵横古今，一股磅礴之气荡然填满胸壑。前后《赤壁赋》描景写物，如诗如画，节奏疾徐有致，宛如行云流水般清新自然，却又寓抒情哲理于其中，用跌宕回环的结构显示高妙真切，真真如他的文笔态肆、千姿百态的个性，也正是这激情如火、热情如潮，一股浩然之气扑面而来。
东坡的洒脱令人钦佩，有关“人生如梦”的谛视，还数东坡居士感悟最深。面对‘’周郎赤壁”，苏轼感叹一时豪杰的周公瑾也不免为大江淘尽，成为虚无的“遥想”，但是他能藐视“如寄”人生，而寻求自然的方法，所以，“一蹲还酣江月”是明哲的洒脱，是狂放胸襟的折射。高风绝尘、淡泊有味是他成熟的境界。纵浮生如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情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见它千变?他的旷达、随遇而安与其说是退让，不如说是妥协中的坚持。在蛮芜之地的天涯海角，他为卖油的老婆婆写过广告。在海南，纵“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却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穷贵顺逆，对于他都已经无可无不可了，真可谓容膝即安，无地不乐。甚至与佛印和尚的对答也充满了生活的志趣。东坡画兰，总配上几丛荆棘，其意在于君子能容小人也，感受到博大精深，包容万物的超世俗。他的“守骏如跋”还能让人如沐春风。
纵然东坡豪情万丈，却也有柔肠百转。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思弟的深刻影印在世人脑海。相思是冗长的腹稿，发表出来却往往很短，“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念妻的情重被世人称道，《江城子》词中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笔端，生死异路，幽明两岸音讯渺茫，却隔不断夫妻深情，缠绵徘侧，浓挚悲凉。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在平易中显出独特，通篇都是寻常字，读来却就是与众不同。聚散乃人生常事，却也足以叹息。“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屡遭贬滴，使得东坡在年龄上和文字上趋向平淡。年轻时候很难平淡，如同上山，多的是野心、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了天地苍茫和人生限度，才有了散淡的心境，下山时不担心什么，便从容了许多。时常可以想像，他携带家眷，风尘仆仆，跋涉在中国荒原古道上，无休止地向新的滴居地进发，却依然胸襟旷达。最令人神往的是他的掀髯一笑对厄运的旷达，“少年负志气，蹭蹬百柔绕”。
一面彻悟生活，一面又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使得东坡有种文字上的境界，更是一种情怀，一种人生的境界。他纵然时遭贬滴，然而在对待生活上还是如同婴儿般充满热情，对什么都感兴趣，永葆童心。他通音律，精鉴赏，诗、词、散文、书法、绘画自成一派，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还善于佐羹烹调，“东坡肉”传为佳话，“苏黄米蔡”在中国书法史上有重要一笔。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的灵魂就像飞鸿，他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他的惟一使命是飞，自由自在地飞在美好的国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