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变幻莫测，它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巨浪拍岸。我的生活亦是如此，我也遇到过挫折，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进行了一次语文测试。也正是那次，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迎来了我的挫折—考试失利。我忐忑不安，心如刀绞。不知如何去面对这次的测验，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结果，有点失望又有点不服输。
为什么每次测验都感觉自己遍体鳞伤，那滋味可真不好受，明明感觉自己都对呢。随后我好好的反省自己，深深的检讨，努力寻找自己本身的不足与缺点，改正自己！
我应该怎样面对挫折，是逃避？是沉默？都不是！应该去面对，去纠正，去进步。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生本就是由无数个挫折累积起来，若禁不起大风大浪，重重困难，不能战胜自己，就会被压倒。
我们学习遇到挫折和失败都不可怕，要懂得吸取教训和经验。明白如何奋力撑起那只在逆水而行的独木舟，明白在谷底时要奋力往上爬，懂得去精益求精，人生处处有挫折，当我们面对时要热情的迎接它，接受它，挑战它，战胜它。失败没有关系，重新振作起来，继续！
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坚信，风雨之后的彩虹最美。
班勇（？―127年），字宣僚，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名臣班超少子，东汉将领。汉安帝时，匈奴贵族攻扰西域，他任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前往西域，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永建元年（126年），领导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著有《西域记》，为《后汉书·西域传》所依据。
早年经历
班勇年少时便有父亲班超的风范。永初元年（107年），西域反叛东汉，朝廷派班勇为军司马。班勇和哥哥班雄从敦煌出兵，迎接都护和西域的士卒返回。于是因此罢除都护设置。此后十多年西域没有东汉的官吏。[2]
奏复西域
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率领一千多人驻扎在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都来投降索班。数月之后，北匈奴与车师后部便共同攻打消灭了索班，进而击走车师前王，占领向北的道路。鄯善王危急，向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请求朝廷出兵五千人攻打北匈奴，替索班报仇雪耻，于是又收复西域。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参加会议。起先各公卿多数主张关闭玉门关，于是就放弃了西域。[3]
班勇上奏议道：“从前汉武帝担心匈奴强盛，将成为百蛮的统帅，逼进我边疆，于是开通西域，分离他们的同党，当时的舆论认为这等于夺到了匈奴的内脏，砍断了他的右臂。后来王莽篡位，向西域索取东西太多，贪得无厌，胡夷忿恨已极，于是背叛汉朝。光武帝中兴后，没有工夫考虑外事，所以匈奴仗恃自己强盛，赶走别人并占领别的国家。到了永平年间，再进攻敦煌，河西各郡，各郡白天都把城门关上。汉明帝考虑国家大计，于是派虎将出征西域，因此匈奴逃向远方，边境得到安宁。到了永元年间，西域地方没有不归附内地的。后来正逢羌人作乱，西域又断绝往来，北匈奴又派遣督促其他小国。收集逃避的租税，把价值抬得很高，严格限期集会。鄯善、车师都怀愤怨之心，想亲近汉朝，可惜找不到门路。可见前段时期有反叛的事发生，都由于统治工作不够恰当，所以出现相反的效果。现在曹宗只是感到前面的耻辱，想报复匈奴洗雪耻辱，而不查一查历史上出兵的先例，没有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凡是想在荒外建功的，万个中没有一个成功的，如果兵连祸结，后悔将不及了。何况现在府库空虚，军队后无援兵，这是向远方的夷狄暴露自己的弱点，向海内展现自己的短处，愚见认为不能同意。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现在应该恢复，并重新设置护西域的副校尉，住在敦煌，像永元年间那样做。又应派西域长史统率五百人驻在楼兰，西边挡住焉耆、龟兹的来路，南边给鄯善、于窴壮壮胆子，北面抵御匈奴，东边连接敦煌。这样才算方便。”[4]
尚书问班勇道：“现在设立副校尉，派谁合适？又设长史驻楼兰，有什么好处？”班勇答道：“从前永平末年，刚开通西域，开始派中郎将驻在敦煌，后来设副校尉在车师，一方面管制胡虏，一方面又禁止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所以外夷心甘情愿归附，匈奴也害怕我们的威势。现在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得志，尤还首当其冲，非死不可。这些人虽然同鸟兽差不多，也知道避害。如果出兵驻在楼兰，足够让他们归附，我认为这样比较方便。”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反驳道：“朝廷从前想抛弃西域，因为西域对中国没有好处而经费难得供给。现在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也不可靠，一旦出现反覆，你能担保北方匈奴不成边疆的后患吗？”班勇答道：“现在中国设州牧，为的是防止郡县出现狡猾盗贼捣乱，如果州牧能保证不成为边害。如果开通了西域，那么盗贼不起来，我也愿意用腰斩来保证匈奴的势力必然减弱，敌势减弱了，那么为害的可能性就缩小了。现在设校尉来保卫西域，设长史来招降诸国，如果放弃不管，岂不等于归还他们的内脏，接续他们的断臂吗！那么西域必然失望，希望断绝后，一定向北匈奴投降，缘边各郡一定受到困害，恐怕河西城门白天又要关上了。现在不广泛宣传朝廷的大德，而只看到驻扎军队要多花几个钱，如果北匈奴更加强大，难道边塞会得到长治久安么！”[5]
太尉属毛轸反驳道：“如果设置校尉，那么西域不断派使者来，要钱要粮将无止境，给他吧，那么费用难供，不给又失去他们的心愿。一旦被匈奴所迫，当然又来求救，那么事情就闹大了。”班勇答道：“如果让西域归附匈奴，使他们感戴大汉的恩德，不作侵扰的寇盗就很好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为西域租税收入很多，兵马为数不少，将来在边陲捣乱起来，这等于让敌人富足起来，增添强敌的势力。设校尉的目的，无非是宣传汉朝的威德，维系各国归附内地的心愿，使匈奴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敛，而没有耗费国家财力的忧虑。何况西域的人要求不高，他们之来，不过要点粮食罢了。现在如果一概拒绝，他们一定依附北虏，让他们联合起来进犯并州、凉州，那么中国的耗费决不止千亿而已。我看还是设置为好。”[6]
于是朝廷听从班勇的意见，恢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设西域副校尉，让他住在敦煌。虽然又使西域得到控制，但是还不能走出屯兵之地。后来匈奴果然多次与车师共同进犯边地，河西遭受大害。[7]
复联车师
延光二年（123年）四月，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兵士五百人出塞，驻扎在柳中。[8]
延光三年（124年）正月，班勇抵达楼兰。因鄯善王归附汉朝，朝廷特别赐给他三条绶带的印信。然而龟兹王白英仍然独自犹豫不定。班勇用恩德和信义进行开导，白英这才带领姑墨、温宿两国王，将自己捆绑起来，向班勇归降。班勇乘机征调龟兹等国的步骑兵一万余人，前往车师前国王庭，在伊和谷赶走匈奴伊蠡王，收容车师前国军队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国开始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班勇返回，在柳中垦田屯戍。[9-10]
六国平定
延光四年（125年）七月，班勇调集敦煌、张掖、酒泉等郡六千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军队，进击车师后国国王军就，将车师后国军队打得大败。斩首俘获八千多人，马畜五万多头。抓到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将其带到索班阵亡处斩首，替索班报仇雪耻，并将首级传送到京都洛阳。[11-12]
永建元年（126年）十一月，班勇改立车师后国前任国王的儿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遣部将斩杀东且弥王，并另立其本族人为王。于是，车师等西域六国，全都归附汉朝。[13-14]
驱逐匈奴
永建元年（126年）十二月，班勇调集各国士兵攻打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他的部下二万余人全都投降。抓到了单于的堂兄，班勇让加特奴亲手将他斩杀，以此结下车师和匈奴之间的仇恨。于是，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余骑兵攻打车师后国，抵金且谷。班勇派遣假司马曹俊前去救援，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迁到枯梧河畔居住，车师此后不再有匈奴的足迹。[15]西域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已归服汉朝，只有焉耆王元孟尚未投降。[16-17]
下狱免罪
永建二年（127年）六月，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攻打元孟。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带领河西四郡之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便调集西域各国之兵，共四万余人，分两路进击焉耆。班勇从南道走，张朗从北道走，约定日期到焉耆城下会师。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18]不久，班勇得到赦免，后来老死家中。
班超，字仲升，汉族，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班超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曾出使西域，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1]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是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班超为人有远大的志向，不计较一些小事情。然而在家中孝顺勤谨，过日子常常辛苦操劳，不以劳动为耻辱。他能言善辩，粗览了许多历史典籍。公元62年(永平五年)，哥哥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随同班罟到了洛阳。因为家庭贫穷，班超常为官府抄书挣钱来养家。他长期抄写，劳苦不堪，有一次，他停下的手中的活儿，扔了笔感叹道：“大丈夫如果没有其他的志向谋略，也应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以得到封侯，怎么能长期地在笔、砚之间忙忙碌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目光短浅的人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
梁鸿，字伯鸾，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文学家。梁鸿幼年丧父。东汉初年，梁鸿入太学受业，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受业期间曾遍览古今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学成后梁鸿被分配到上林苑牧猪，虽然专业不对口，倒也乐得做他的“猪倌”。一天闲来无事，梁鸿和他的猪们在晒太阳，有两只小猪在泥坑里打滚。梁鸿看见了，就对小猪说：“猪啊猪，其实我是很羡慕你们的。从前有一位庄周老伯伯说过，郊祭时用的牺牛，虽然平时用好养料喂养，又披以纹绣，舒服是舒服，可一旦要把它送进太庙作祭品时，这条牛想作一头小猪，这可能吗？所以我不愿意做卿相，不愿意被国事羁绊，我宁愿作一个小猪在污水沟里游戏，这样我的心志倒可以愉快。”一次，梁鸿误遗火种，烧毁了人家部分财物，他便寻访到那户人家详细地询问了主家的损失，然后以猪作价抵偿。那家主人为人刻薄，以为赔少了，梁鸿说我家贫没什么财物，就让我为你干几年活吧。主人便让他做护院，梁鸿克尽职守。几位邻居看不下去了，一起责备那家主人。主人便要将猪归还给他，梁鸿拒辞不受，也不再当猪倌，径回老家平陵去了。汉章帝时，梁鸿因去看望好友高恢，经过京城，作了一首《五噫歌》，一共五句诗，每句后面有一个“噫”字。大意是：登上高高的北芒山，俯览脚下的帝京城，宫室是多么地崔嵬，老百姓的辛勤劳苦，却远远地没有尽头。这首诗被章帝知道了，章帝勃然大怒，便下令搜捕梁鸿。梁鸿闻讯后改名换姓，携妻儿逃到了渤海边上居住。“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五百多年后，唐朝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梁鸿被迫害的命运表达了深深的感慨。然而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章帝的派出的人追到了齐鲁，梁鸿见这里也待不下去了，只得携妻子和一个儿子南逃。梁鸿夫妇逃至吴地（今苏州一带）后，在富商门下做雇工，全家三口总算有了个安身的栖所。白天梁鸿为人舂米，晚上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时，孟光已经为他做好了香喷可口的饭菜。她非常敬重丈夫，不敢抬头直视，就半曲身子将盛着饭菜的托盘举至眉前端给丈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