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在李傕与郭汜火并时曾一度脱离险境，然而李郭二人合兵一处后继续追拿汉献帝，有人献计推荐曹操，说他平剿青州黄巾军有功，可以救驾，然而信使未出时联军已杀到，眼看走投无路之际，夏侯敦奉曹操之命率军“保驾”成功，后将李郭联军击溃，曹操被加封官爵。故有“说曹操，曹操到”之说。
民间说法是曹操主动前来护驾，与三国演义稍有不同（见《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部”）。
且说曹操在讨伐董卓之后，曾任东郡太守。当时山东黄巾又起，他与济北相鲍信共同讨伐黄巾，招安降兵三十余万。自此曹操威名日重，被朝廷加封为镇东将军。董承、杨奉护驾至洛阳后，仍担心李傕、郭汜来犯，故奏请汉献帝，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操接旨后，尽起山东之兵，赶来洛阳护驾。刚到洛阳城外，适逢李傕、郭汜领兵来攻洛阳。
温总理在经济危机后来到英国时曾提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我们应以科技和道德的力量携手合作，战胜这场危机”。相信英国政府也深有同感，否则首相布朗不会发出“温总理比亚当·斯密还了不起”的赞叹。
然而，亚当·斯密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情操论》的完成比《国富论)要提早九年。这说明亚当·斯密是认识到金钱是要在以道德为基础之下被操纵的。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虽然《国富论》为亚当·斯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巨大的声誉，可是他本人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的情况不喜反优。在去世前，他甚至想把《国富论》付之一炬。虽然具体的原因无人知晓，但我们是否可以从《道德情操论》中窥测一斑呢?《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亚当·斯密是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贪得无厌，由此深感到自己鼓吹的“自由放任”中的“无形的手”在经济市场中作恶多端，与《道德情操论》不能统一而产生一种苦闷感呢?
只可惜。亚当·斯密死得早，他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他读了《资本论》，一定会了解到资本的本质—人吃人。不会再相信当今的资本家有什么所谓的道德情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