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一种辉煌的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千家万户的生活。
春分，在每年的3月20日或21日来到我们身边。春分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白天和黑夜的时间一样长一样多，古人云：平分昼夜，平分春季。
盼望着，盼望着，一年一度的春分又来到我们身边！
放风筝——人们都说，春天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我和爸爸带着风筝，来到家后面的路上，我拉着线，爸爸拿着风筝，用力一抛，然后又迅速来到我身边，带着我一起跑起来，我们一边跑着，一边拉着风筝控制着线，只见风筝越飞越高，最后竟快消失不见了，我们观察着风筝的各种飞行姿态，然后慢慢往回拉线收风筝。突然起风了，风筝差点飞走了，我和爸爸紧张又欢笑。
游花海——我家住在风景秀美的景区，桃花开时，会迎来无数游客。周末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也来到桃林中观赏桃花，桃花的颜色粉嫩嫩的，很招人喜欢，虽然桃花的只有五个花瓣，但它们却是千姿百态的：包含待放的花骨朵好似一个个含羞的小姑娘；有些若隐若现，让你期待开放的瞬间；有些全盘开放，如同舞者跳动的裙摆……桃花有淡淡的清香，让我们沉迷，十里桃花，十里沉醉。
摘草莓——草莓，虽然不是这个季节的天然物种，但是现在的高科技种植，让它们在春天也美美的长着，春风拂面，也特别适合去摘草莓呢！我提着篮子，来到大棚，绿绿的叶子，红红的草莓，让我一下子感觉自己是个精灵。我轻轻的摘下一颗颗娇艳欲滴的草莓，小心翼翼的放到篮子里，如获珍宝。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很快会过去。期盼每一个春分，期待万物的生长，也期待不断变化的每一个节气，发现每一个节气的美。
※ 不管你做什么，要么就做出辉煌的成就，要么就辉煌地失败。 必须敢干，才有进展。我们的电灯系统并不是空想，也不是莽撞。
※ 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 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不断地寻找自然的秘密，并利用它来造福人类；且一 切都当朝光明的一面迈进。
※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我们常常不能看透的事，终久可以做到。
※ 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我极端重视由斗争得来的经验，一个人要先经过困难，然后 踏进顺境才会觉得受用、舒服。
※ 我既然在寻找世界上需要的东西，我就一直地寻找下去，并且试着创造它。我只希望把 一件事做到成功，很少想到怎样从中获得金钱。
※ 不懈奋斗人们在临终之际，若能把狂热的精神留给子孙，那就留下了无价之宝。人生 太短暂了，事情是这样的多，能不兼程而进吗？
※ 成功是：上天赐给百分之二的灵感，再加上自己百分之九十八的汗水。如果一个人的事 业，不能充分地为他说话，他最好是缄默。大半的人说得太多了，如果只有那些确有点东西 去说的人才说话，则说话必减少而力增加。
※失败者的一大弱点在于放弃,成功的必然之路就是不断的重来一次。——托马斯·爱迪生
※ 想象力引发构想，而知识实现构想。 读书对于智慧，也像体操对于身体一样。 遇到困难时，我决不灰心……成功的三个 条件是勤勉、努力和尝试。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 要成功，首先必须立定目标，然后集中精神向目标迈进。 我一天也不能放弃工作，因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令我感到很愉快。
※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构想达到极限时， 会丧失继续创作的毅力，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不下决心培养思考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 自己能力所及的事能完全做到的话， 其结果将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 做了许多的实验，只要有一个实验成功就好了。 伟大的人物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
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烦恼人生、忙碌人生、潇洒人生、辉煌人生……孔子与荣格，一位纪元前的东方圣人，一位本世纪的西方心理学大师，则不约而同地主张一种充实的人生。
荣格将人生一分为三:从呱呱落地到情窦初开，只是且慢坠人情网，须用心念书，学习生存的必要技能;从青春期到四十岁左右，要履行各种社会职责，要谋生、择偶、生儿育女;四十岁之后，才是人生最重要也是最充实的阶段，从以前的对人生物功能、社会功利的关注.转而注重并倾心于哲学、艺术与灵魂,去追求生命的意义，用马斯洛的话说，就是去满足人生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自我实现”。
孔子则是以“十进制”来划分人生阶段，“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荣格的“充实”，从物质到精神，从功利到审美，大体上以“四十岁”为转折点;而孔子的“充实”，从头至尾，都弥漫着形而上学气息。“而立”之前，须“志于学”，学“知”，学“礼”;方能“知天命”;之后，便逐渐进人一种“圣”与“神”的境界。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耳顺”，乃“圣通”之功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人神”之征兆—这二者，又同以“充实”为基础。
我们看荣格与孔子的人生.都是“充实而有光辉”的。荣格25岁取得医学学位，并在诊所任职，30岁任大学讲师。38岁那年，他人生的“充实”由“谋生”转向“自我实现”:荣格辞去诊所和讲师的职务，全身心地投人他所感兴趣的事业:分析心理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孔子的“命”要“苦”一些。若要给孔子写“悼词”，能开出的头衔也只有“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主持畜牧者)之类。东奔西跑，四处佐政传道却又四处碰壁。他的“充实”，全然不在世俗的功业，而在于他对哲学、智慧、艺术以及非凡人格的追求，以至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其实，孔子的本意是要热心救世，而且很执着，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只是“江流石不转”，一介书生无力回天。政治上的失意与窘迫，反倒凸显出他在学术文化上的充实与光辉。孔子在晚年(70岁之后)一定悟出了这一点，否则便不会发出那一通“十进制”的人生感叹了。
师大附中有着光荣的现在，也有着辉煌的过去。当年的师大附中不要说在北京市，就是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流中学。“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莫忘了诚爱勤勇……”这是当年的校歌开始的两句。的确，学生们一个个都“正正堂堂”，真是“好学生”的风范。考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而且都对准像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连燕京、北师大都不太放在眼里。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一流的中学里，除了少数的进步学生以外，相当多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到了高三，竟有高达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学生患有当时很令人生畏的肺结核病，很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概念。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附中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郝人初，随同郝校长来校的是从解放区来的一大批老师和学生，在师大附中成立了“二部”。这一批学生食宿都在学校，施行供给制。老师则兼任一部和二部的教学。
新来的这批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胜利者”的傲气，只有“土气”。特别是郝校长，当官不像官，一身土布的制服，穿着一双有飞边的布鞋。解放初期，老百姓和学生的思想不是那么整齐的，不要说党的政策之类的大学问，就是连一些基本的名词术语，甚至就像“同志”这样一个普通称呼，都觉得很新鲜。至于什么是“共产”，为什么叫共产党，就更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带着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正是听这批新来的“土气”老师讲的大课。记得当时的马奇老师给大家讲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从古代讲到鸦片战争，讲到孙中山，讲到抗日战争和共产党;从中国讲到苏联，讲到欧美，讲到亚非拉。学生们发现这些老师有思想、有见解、有学问。也正是从这批老师那里，学生们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知道中国真的有了希望。所以，这批老师后来受到了学生的特殊的信任和爱戴，特别是像马奇这样的政治老师，成了学生们最敬仰的师长。
进城以后人民政府对群众的教育很重视，在咱师大附中办了一所成人夜校，主要是为了解决文盲问题，同时也进行一些基本的文化教育。师大附中办的夜校，档次高。当年在夜校教音乐的就是后来全国知名的《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教务长就是后来的教育专家盛世衰，后来留学苏联的孙延禄也是当年教学和管理的骨干。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夜校办得红红火火。夜校也有校歌:“听呀你听，夜校的钟声多么味亮，看呀你看，男女老少来了一大帮……”我原是一个比较典型“正正堂堂”的附中生，但从1950年起总感到不干点事似乎缺了什么。于是我在1950年四五月间也当了夜校教师。可是没想到，到了署假选校长，我的得票率最高。这可难坏了我，过去连班干部也没做过的我，这个“校长”又如何当法?左推右推推不开，又如何是好?正在辗转不宁之际，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组织”，尽管我既非党员又非团员，但组织在大力地支持着我。师大附中二部，有个宋慈作为副校长被委派来协助我，还有张广鑫等一批精明强干的同志都自动地补充到夜校来了。结果那个署假过得紧张愉快且有意义，又是招生，又是改制，夜校从原来的五六十人一下扩充到了二三百人，区文教科也来了支援经费，教室也进行了修缮，装了照明设备，师大附中的夜校还真的成了气候。
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母校和在母校学习生活的这一段美好的记忆却一直萦绕在心中。今天，看到母校正满载丰硕的成果以崭新的姿态迈人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时候，作为师大附中的校友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