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
“喂，您好!这里是6080977交通音乐台点歌热线，我是主持人马茵!”“喂，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三学生。今天，我想为全区驾驶员点播一首田震的《天边的虹》。我想告诉他们，……”一想到杨曹那无助的眼神，泪水再也无法阻挡，我哭诉着:“我想告诉他们:我好友杨蕾的父亲在几天前不幸—不幸在车祸中丧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希望驾驶员们能够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由于自己的不经意，而给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去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杨蕾，我想对她说:坚强起来，走过那片伤心地带，前面将是一片美丽的绿地!”
电波中流淌出的优伤乐曲，牵动了电波外无数颗替良的心，一个接一个的热线电话，打人音乐台为杨蕾点歌，表达着与我同样的心愿。我知道杨蕾一定没有收听我们的点歌，但我真心希望她能够感应到大家对她的祝福!按着我留下的号码，许多陌生人打进了我家的电话，于是，电波外另一部热线开通了……
“喂?是韩昱吗?我是一个卖菜的，没文化!能帮上的忙也就是给杨曹家送些好吃的菜!……”
“喂!韩昱啊!我是出租车司机，我想每天接送杨蓄上下学，不要再让这孩子有什么不幸了……”
“我是武警战士，我代表全班战友向杨蕾和你行军礼了!好好学习啊……”
“喂?找韩煌……”“喂，是韩煌家吗……”“喂，韩昱啊……”
谢谢，我代表杨蓄谢谢你们了!几十个电话就像在寒冷的冬夜为杨蓄和我穿上了一件棉衣裳!面对关注，因公负伤都未流泪的爸爸淌出了热泪，一向少言的他说了一声:“好人还是多啊!”
情感热线继续延伸，每天都有人为我们点歌;每天都有陌生人寄来的信;每天都有电话打进我家，捎来一句祝福一声问候!这其中有些人他们自身就有许多坎坷，可他们却没有忘记在别人有困难时，送去温暖和爱心!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100.6兆赫，银川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台特别节目《拒绝车祸，远离不幸》……”热线又一次开通，在为杨蓄点歌后的第四天，我带着她写的一封信来到了直播间，满载着杨蕾对大家的感激，我含着热泪向听众们讲述了这些天发生的一切一切。当我把杨曹写的这封信读完的时候，直播间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在我们中间产生了理解，司机与行人，听众与杨蕾……然而，我们更希望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在直播间内产生，更希望它能遍布于整个社会之中!
“铃—”电话铃响了，我知道又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听众朋友，我是新闻热线值班记者林岚。一位叫钱涂的听众颇为苦恼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家住的房子找不到房主。
两年前，省外贸工艺、土产、医保三家单位在他原来居住的大沽路11号联建大楼，将他们这些拆迁户安排到了一所位于成武支路1号的商品房内，两年多了，这所房子一直也没有人管理，前两天外面下大雨时，他们的房子里下起了小雨。
【录音】这个房于呢砚在漏雨，就足联建单位也不管，那么我们找谁呢?房产邵门又没脸收，所以弄得居民怨声载道的。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们就开始了帮助钱涂的房子找“婆婆”的工作。首先，我们与市南区房管处公房科取得联系，公房科让我们找磁山路房管所。房管所的车所长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解释说：
【录音】房子不是我们的房子，是自管产的。
既然不是公房，我们就又询问了市南房管处私房科，一位姓李的同志估计：
【录音】可能作为他们外贫单位的自管房。要是属于我们的房子，他羊就该文房租了。不文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不会允许的。
随后，我们又与三家外贸单位联系，当间起这些商品房的产权时，外贸工艺基建科金科长说他没有经手办理此事，所以不大清楚。不过，他告诉我们可以打2826579这个电话间一下。经查询，2826579在电话薄上是外贸土产联建办公室的电话。我们打了几遍，这个电话始终都没有人接。万般无奈，我们只好再找钱涂同志，他说起了当时的情况：
【录音】签协议的时侯什么娜很正规，所以就住过来了。我们的户口现在还在原地方，其他人住得都很好，就和私房一样，房及产权子什么娜没有。
如果不是漏雨，恐怕谁都很难想起这并不是个人的私房，也许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之后就变成了可以世代相传的私有财产了，那么这座楼的产权究竟是谁的呢?我们祝愿钱涂同志的房子能尽快找到“婆婆”。
这几天，家里的蓉架烈了“热线”，都是学生打进来的，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一个主题:考试与分数。品味着“热线”那头的诚恳与机智，感觉到是在品味一种与“考试”相关的人生。
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潇洒人生，淡泊人生，奋智人生……活到今天，经历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考试”(被别人考与考别人)，人生的酸甜苦辣，许许多多都与“考试”相关。
有学生问:老师您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视力为何还那么好?我说是因为念中学时不需要考试。学生便说您真幸福，说是您看我们这班学生，刚进大学就少有不戴眼镜的了。
我当然知道这种“幸福”的真正含义。读到中学毕业，还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世界名著”。“文革”之取消教育，是从取消考试开始的。你一旦失去了考试的权利，你也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没有考试的年代，我差一点获得了一次考试的机会。那是1972年，小平同志复出，大学招生在“推荐”之后，还要加之以文化考试。公社主管招生工作的领导，认为我还算得上有“知识”的“青年”，很有可能考出好成绩，便推荐我去参加考试。谁知后来杀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文化考试”被定性为“右倾翻案”。像我这种虽有“文化”却“出身不好”的人，再次被认定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没有资格上大学。
当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考试，终于可以凭借考试成绩而不是凭另!幽磷去念本科、硕士、博士时，我才真正成了我自己的主人，才真正拥有了“主体意识”之自觉—虽然这一切来得太晚了。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大几。开学第一天，在校医院排队体检，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小本科生笑着问我:“叔叔，您是为您的孩子排队吧?”
上博士的第一年，每周都有十几节外语课。本国教师的“精读”与“写作”不敢马虎，而美国老太太的“口语”，却常常逃课。大家认为，美国人是不看重考试的，肯定会轻轻松松地让我们全体PASS。谁也没有料到，美国老太太给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玩笑”: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全班有60%的人NO PASS.
出于对老太太和“NO PASS”的敬畏，第二学期上口语课，大家特别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认真，进步就快.成绩就好，结局当然是中国式的“皆大欢喜”。可见人并不是生来好学，而严格的考试，常常成为治疗“徽惰”与“好逸”的良药—对三十岁左右的博士生都是这样，更何况对那些十几岁的孩子。
等到我做大学教师的时候，我便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认真做“考试”这件事。在考场上，看着学生认真地破译“判断题”的密码，绕过“选择题”的暗礁，然后在“论述题”的广阔空间驰骋才情，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我并不欣赏高分，但我欣赏“认真’‘。一个连考试都不认真对待的学生，你还能指望他对什么事认真。更何况，考试乃文明人竞争之始，倘若在“考试”这种最温和的竞争方式中都不能取胜，日后如何去适应现代社会?
毕竟，我的学生是幸运的，他们不会失去考试的权利，因而也不会失去公平竞争的机遇—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