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便冲突不断。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搞冷冰冰的科学研究而不将资金给予处于饥荒战乱中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就给美国航天专家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写信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目前地球上还有一些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为何他们要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咋一看，这样的疑问很有道理。眼前的困境都没完全解决，研究火星做什么？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但是，仔细琢磨，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是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自古有之，为什么人类还是乐此不彼？
我们先来看看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如何回答修女的问题。施图林格回信说，400年前，德国小镇里的那位伯爵所支持的关于光学器件的研究带来了显微镜的发明，从而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传染性疾病，回报远远超出用这些金钱来救济受传染病威胁的穷人。由此看来，这种关注未来的科学精神反而比修女所代表的关注当下的人文情怀更具前瞻性更具价值。有许许多多发明创造的例子，可以作为科学在造福人类方面的贡献佐证。如飞机的发明源于人类的飞翔梦想，电话的发明源于人类渴望千里传音的梦想，等等，数不胜数。而实现这些梦想的最根本要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也许有人会说显微镜、电话、飞机等发明至少还与人类的生活相关，而类似施图林格博士等人进行的太空探索，未免离人类当下所迫切的需求过于遥远了。
其实并非如此，太空探索与目前人类的生活还是有许多关联。其对于普通大众的贡献，最显而易见的便是那些在太空失重、缺氧的特殊环境中遨游一圈而产量品质得以提高的太空种子和气象卫星所提供的天气预报了。美国“阿波罗计划”中所包含的技术可以帮助提高肾透析技术水平,其应用于航天服上的“间位芳纶及绝缘材料”，能承受200摄氏度的高温，被广泛应用于消防、电力等行业。
正因为科研者常将目光伸向远处，才会被人们误解为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然而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和空间。众所周知，爱迪生单是为了找出灯丝所适合的材料就进行了上千次试验，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如果用功利思想来搞发明创造，进行科学活动，那梦想只能永远停留在梦想阶段，很难变成现实。
更重要的是，如太空探索这样的科学研究是充满挑战的，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能燃起强大的创新之火，激发出拼搏探索的动力，存养严谨的理性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拥有的。它不是虚无飘渺的亭台楼阁，只是看得更远一些，更关注人类的未来。相反，若一味将视线集中于当下，拿人文关怀作幌子，便只能受制于眼前的利益。
有些人可能又会说，科学技术的过度发展以及不恰当应用促使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科技的军事化更使战争成为人类的浩劫。但正如原子能既可以制造出原子弹给人类带来毁灭的恐惧，也可以用来发电为能源危机寻找破解的途径，科学本身并没有错。人类自身功利主义的滋长而导致的科学技术的异化与价值观的缺失才是生存家园毁坏的罪魁祸首。
科学与人文，永远都不是对立的，不是不可调和的。科学精神追求“真”，而人文情怀是对“善”的追求。既然“真”与“善”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又有何不共戴天之仇？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这种追求既关涉到人的现实功利，又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科学探索本身就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就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彰显，这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也正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人文关怀。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具有崇高的人文情怀。如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史上最繁忙的人，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过名；发表过电视讲话，反对美国制造氢弹；甚至号召国人同麦卡锡势力作斗争，抗议对奥本海默的迫害，为此被污蔑为“美国最大的敌人”。他们参与了如此多与“良心事务”紧密相连的事，而这种强烈的人文情怀又驱使着他们在探求自然和社会奥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施图林格博士所代表的开拓创新、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好的，但若稍不留心，便容易形成对知识和理性的病态追求，将道德理想、文化价值、情感体验问题排除在外，缺少人情味，甚至滑入技术功利主义的泥潭。只有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科学才能完成“真“与“善”的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需要在二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既让科学高速发展，又让科学更好的服务于人类。因此，科学与人文，永远如人类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少了一条腿走路，永远都走不稳、走不平、走不快、走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