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的第一场大雪叫人颇觉寒冷，但那日的风霜，也已渐渐忘却了。
只记得玻璃窗外面结了冰花，透过窗户，还能不清晰的见到稀疏零落的几个车影，在雪地里慢慢前行着。
吃过早饭就闲着没事做了，在远亲家中驻足一日，明天就要坐火车离开了，可万没有想到，竟会下起这般大雪，只能叫人留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屋子的主人都出去上班了，空荡荡的房子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雪继续下着，门前的空地上显得异常的冷清。一排树光零零的站着，只有几片枯叶在风雪中摇曳，门前的台阶上浅浅的露着一行脚印，弯弯曲曲的直连到马路上……
马路上站了个人，深青色的粗布棉袄裹得有些臃肿，手上提着个青布麻袋，双腿与上身极不匀称的穿着一条瘦弱的打了补丁的裤子，站在风中还不时的颤抖。
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开了门，她见了我，忘了抖掉身上的雪就直接进来了，“你怎么来了？”妈的耳朵不好使，所以我故意大声说，但她似乎没听见：“我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了些花生，你明天坐火车没东西吃，不要饿着了。另外还给你找了件衣服，现在下大雪，你要多穿一点，这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温度可以回升，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说着她解开袋子，把东西一件一件取出来，“我还给你多带了几百块钱，钱不够就打电话给隔壁的老张。还有……”她看出我有点不耐烦了，也就停了下来。
我领了东西，然后叫她回去，但她全然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当知道我说了话的时候，我又因见到她那诧异的乞求似地眼神而没说出来。可能是家里没有人了吧，本来父亲因病逝世，而自己唯一的亲人如今也要走了，在寂寞难耐的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人之常情，她又说要帮我收拾下东西，我也就准许让她留了下来。可见她一整天跑来跑去，竟不知道她都干了些什么，本来自己的衣物就不多，而这房子又小，却看她忙的满头大汗。我并没有闲情去管她，只是静静的看着窗外的大雪，无聊时就翻翻书。屋子里一直很静，只有偶尔走路的声音。
到了晚上洗脸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只用一次的新毛巾，已沾染上洗衣粉的清香气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便起来了，吃过早饭后，我向她辞别，她却执意要送我离开，走的时候手上还提着那个青布麻袋。不知怎么，走在街上的人群中，总觉得自己的脸好烫，总觉得那个青色特别显眼。
到了车站，我接过她帮我提着的东西，示意叫她离开，而她却赖着不走，问我早上有没有吃饱，要不要再买点东西之类的问题，我都一一谢绝了。最后，她终于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温馨的一笑。火车就要启动了，她的眼睛却突然红了起来，但她还是勉强的笑着，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拿起行李：“没事那我走了。”说着像火车走去，而她却依然跟着，手上还拿着那个麻袋，上面还沾着点滴的白雪。
我上了车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人。车子缓缓启动了，我转过身对她说：“好了，你走吧！”
“什么？”她跑了过来，火车也慢慢加速了。我说：“你可以走了！”“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她加快了脚步，但终于跑不过火车，“你走啊！”我使劲的喊着，而她却依然跑着，手上的麻袋一挥一舞，身影最终还是渐渐远去了。我好想跳下去，把她拦下来。可是……
看着在漫天雪地里她那渐渐远去的孤独身影，我的心中忽然一阵酸痛，终于落下泪来。十几年来的风霜不知在她心中刻下多少伤痕，在寂寞难耐的凄清长夜里，她是否会因体弱身残而辗转难眠，接着又在寒风凛冽的无情长夜里记起了过往的人和事，最后又在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里想起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这样的追逐，真的能聊以慰藉自己孤独的魂灵么？我一离开，不知孤独的她能否照顾好自己……
走吧，妈。
我在北大读书五年有半，离开也已两年多了。每每想到、说到、写到北大，脑子里会闪现种种北大校景，或未名湖，或图书馆，或“五四”操场，或那挤满双层床的学生宿舍……还有不少次，会在眼前浮现出燕南园东侧高耸的烟囱顶端、用力仰起头来才能望见的那个大喜鹊巢。 晴明的早晨，温暖的黄昏，或是阴沉烦闷的午后，我走过燕南园东侧的雨道，去图书馆、教室、食堂，或从那些地方回宿舍，清亮的、欢快的喜鹊的叫声常常使我驻足，在或晴或阴却永远开阔的天空的背景上，寻找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的踪影，并把视线长久地停留在它们那个高高在上、凌虚御风的鸟巢上。 鹊巢高悬于青砖烟囱的顶端，离地有数十米远吧，从地面上看去，并不显大，实际的容积，可能是很大的。记得小时候我在长安街边看工人们更换街灯灯罩，惊讶地发现，乳白色的球状灯罩从灯柱顶端卸下来，竟如此巨大，每一个大柳条筐里只能装一只。
在夕阳下，看着大群的鸟儿归巢，也可以想象出那鸟巢是多么宽大，多么坚牢。喜鹊们筑巢的时候，恐怕也像人们建造高楼大厦一样，一草一木，逐渐增添，精心构建，才在校园的制高点上，建起了这样宏大的工程吧。 鸟儿是自由的象征。在广阔的大地和无边的天空之间，它们自由地行动，超越了各种地面的障碍，克服了万有引力的拖坠。它们可以选择，或者栖息在地面，或者展翅于高空。它们还为自己修造了匀称稳固的巢穴，为自由的飞翔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庇护所，一个宿营地，一个休息处。它们从这个自造的小天地飞往辽阔的大世界。托扶着鸟儿的是空气，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鸟儿有翅膀，有力量，所以，它们飞着，而不是落下来。 在那样高的地方，风速也一定很高。更何况北京的天气常常变化无常。冬日的狂风，夏天的雷雨，会把楼房的钢窗震撼得嘎嘎作响，像要断裂一样，但那鹊巢，却依然高悬，日复一日，容纳着飞倦了的鸟群，让它们度过一个个安全的夜晚。
这鹊巢已经存在多久了?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它开始存在于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在一颗自己都感觉到木然了的心灵中引起了感触，并造成了迄今仍存的长久印象。也许我可以设法了解它的历史。但是，问同学是不行的。人们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学校也一样。学校是静的，学生是动的，没有学生能提供超出他学习年限的直接经验。可以问的只有教师。然而，就连那么大而永久的未名湖，尚且未知是谁人何时所命名，何况一个鸟窝呢。再说，在大学教师面前问及校园里的一个鹊巢，即使老师不会怪罪，自己也先怕被人理解为幼儿园水准而不想开口了。 其实，我知道，引起触动的并不只是鹊巢本身的特别意味，而是自己的某种特定心态。我是1979年秋进北大的。也还算是所谓“文革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吧，尽管因为某些原因，我进学校比别人晚些。生活的变化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发生的，有的用眼睛就能看到，有的要通过头脑来感受。时光流逝。
尽管远距离的观察和反省的眼光，本应更能使我把握那条变化的轨迹，但我还是知道自己已经淡忘了种种变化中的感受，如同淡忘了在那以前的另一种反方向的变化中的感受一样。然而，这是不应该的。 记得当“知青”的时候，无书可读。我们收人低微，却买得起而且确实买下过当时新华书店里所有可看的书。所谓“可看”，不是指有用的或使人有兴趣的，仅仅就是能一页一页看下去的意思，而那些书实在太少了。我们买了几十个练习本，在煤油灯下，在一块用土坯支起的木板上，把那些翻山越岭借来的书一点一点抄下来……所以，当我走进有上百万册藏书的北大图书馆，真有出洞穴而见天日之感。捏着发给我的五张借书卡，犹如久困于洪水或战争封锁区里的人拿到了通行证和火车票，纸片虽轻而分量无比。 我当“知青”的地方发生过地震，因为不在震中，倒也没有伤人，然而别的什么却使一个女同学精神失常:为防地震而搬出搬进的时候，她的日记被人拣走，并从中找出了什么“反动言论”。
她被抓进了拘留所。这样的消息使我在日记本、信纸上落笔的时候，自己就充当刀斧手，把思想的植株连枝带叶，尽量砍削删剪，只留下最干巴巴的事务性记录，不要议论，不要评价，不要理想的抒发，也不要情绪的流露。当思考成为有罪的时候，思考的空间封闭了，思考的能力萎缩了。当我坐在北大阅览室里天蓝色的塑料折椅上，望着四周光滑的白墙，光滑的打蜡地板，光滑的塑料贴面书桌，以及自己老茧褪尽的手中那支光滑的钢笔，要应某刊物之约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我的大学生活感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于可以发表感想这一件事产生的感触，远甚于其他。然而，我却得重新学习怎样表达那些原先不须表达的思想，并且担心那些思想由于不表达而已经消散失落，甚至根本就不曾产生。没有空气，再强的翅膀也不能高飞，何况这翅膀本身也因长久不用而软弱退化了呢。
精神方面的自由竟是带着某种心理压力一起来临的。这也许就是被称作“逃避自由”的心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吧。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太奢侈了一点。在超越之前，我们先得起步;我的感受是浅显而直白的。尽管我的父母已经平反，我还是为不再有人查询你的家庭出身并以此决定你的命运感到高兴。尽管我的上级不反对青年人人学深造，我也为不需要经过个人的恩准而经过考试进人大学的方式感到高兴。不会因为你写下了什么而被关押，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被批斗，也许，只有亲历了“文革”十年的人才特别体会到这一种安全感的宝贵。精神的乌云在消散。第二教室楼，是北大教学楼中外表最不起眼、最少装饰、最为简陋的一座，但“二教”那些其大无比却又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和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的阶梯教室，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鲜明的印象。在那里举行的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上，富有想象力的议题，认真诚挚的气氛，大胆求索的热情，都曾经唤起了我如同观看鸟儿在蓝天展翅那样的感觉。
在北大，我经历了最初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当然，并不能说这是北大所给予的。因为在那思想封闭、精神压抑的年代，北大也一样蒙受过耻辱和不幸。然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北大的学术精神，以及那种由一代一代师长和学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学校性格，在70年代末给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的滋养。 人们常常把从前上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母亲生养了我们，学校教育了我们。以母亲比喻学校，在我看来，这种比喻是非常深切而强烈的，以致我生恐这一词语被用滥了而成为缺乏意义的套话。我应当坦率地说，我的精神的胚胎并不是北大所给予的，但是，北大给过我真正重要而宝贵的教益。这些教育内化于我的心灵，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常常想起北大，也想起北大校园里的鹊巢，愿它平安! 1987年10月 王友琴，1952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196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高中。197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在经济战线上，我市也已出现了许多女能人，经过全市广大群众投票选举，市里已经表彰了十名最佳新女性。她们是:联营公司总经理王云峰、木兰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张桂琴、田径队竞走运动员崔英姿、铁西区勋望小学教师谢志雪、皇姑区麦香村青年小吃部经理李新、北市百货大楼化妆组营业员王巧珍、于洪区大兴朝鲜族乡新光村养鸡合作社经理朴京子、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刘玉兰、变压器厂设计处开发科科长周重芝、公共汽车四厂乘务员纪云华等，她们是努力进行自我完善的典型。在我省范围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百折不挠的优秀企业家。例如新金县杨树房服装工业总厂厂长李桂莲，就被誉为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一位当之无愧的外向型女企业家。她们的服装远销美国、德国、日本等七个国家，去年年产值7500万元，创汇1200万美元。她已被光荣地选为全国七届人大代表。她们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虽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具备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由此而产生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有时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堪称改革大潮中的巨浪。
实践证明，经过自我完善的女性，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是大有可为的.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生产越发展，妇女的就业与创业门路就越广，她们不仅可以挑起一般的担子，而且可以勇挑重担，只要发挥得好，往往还有超过男性的可能。当然，美丽的鲜花是离不开沃土的，妇女的潜力能否得以发挥，也是和本单位与社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市有关方面支持女职工的工作，早已起步。如沈阳市妇联、市劳动局等部门.在今年“三八”节前夕，曾就“国营企业在精简安置富余人员过程中，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间题”达成一致性意见，并发文要求各企业“在优化组合中，必须坚持男女职工‘机会均等’‘平等竟争’的原则;还要注意开辟适合女职工特点的生产门路，妥善安置富余女职工”。同时指出“女职工休长假，必须本人自愿，不得硬性规定，休长假期间的工资不得少于本人标准工资的70%，不足45元的，按45元发给.富余女职工提前退休也要本人自愿，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行动员.”显而易见，这一明文规定.必然成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女职工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有力根据。在关心与培养女职工，为她们创造良好条件方面，我省许多单位也采取了不少值得提倡的做法。如丹东丝绸二厂工会，从女职工的意愿出发，把每月15日作为女工活动日，利用班前班后的一小时，开展活动，深受女职工欢迎。这个厂的女职工活动日，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有组织青年女工学习“健美操”，在中老年女工中普及“健康操”;还开展了“百人钩，千人织绣大奖赛”;请厨师和服装设计师为中老年女工讲课，利用本厂面料举办“中老年服装设计大奖赛选优展览”等.在开展活动时，这个厂不仅抓娱乐，而且注重抓好“教”，让女职工通过活动日，得到更多新知识，提高其文化素质。根据女职工缺乏生理卫生、优生优育、妇幼保健知识的情况，围绕50多个专题，举办讲座会60多场，收到良好效果。女工活动日还与劳动竞赛结合起来，既发挥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又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工会利用活动日，先后举办八次产品质量攻关，单项技术表演和接头赛，既提高了产品质量，又提高了女工的技术水平.有两名女工万米无疵绸，60人获技术能手称号，32人获接头能手称号。可见，女职工的就业与成长是和本单位的热心扶植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凡是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都会重视占11亿人口之半数的妇女问题。她们的就业程度与层次，直接显示着本国的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在当今人们关注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有使妇女队伍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改革开放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一条已被实践验证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