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坐落在北京南城，北毗闻名于世的全聚德，南邻赫赫有名的实验小学，再往南就是老外来京旅游必到的古文化街—北京琉璃厂了。
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了，这百年老校也可能改建得焕然一新。但是深埋在我脑海里母校的印象，却是一幅永恒的蓝图，让我能如数家珍般背出校内各建筑的位置。
记得母校的大门，是一座高高的能对开的深灰色姗栏门，走进大门是一条不长的林荫小道，左边是图书馆外宾接待室，也是会议室。
说到图书馆，说实话我在校读书时却一次也没进去过，它的外观看上去，也只不过是一排平房，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规模、藏书?一无所知。还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借过一本书，书名叫《干金浪》类似《艳阳天》那样的极左书刊，据说该书作者是钱钟书先生，为什么取名“钟书”就是说他一生都钟爱于书，我虽不敢和他老人家相比，但我这四十多年的人生，也算是读过几十本书吧!我从进附中校门到走出来，从未进过图书馆对我而言，至今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
外宾室呢?却让我想起很多次迎外宾的经历。记得那时，每次外宾来校之前，全校动员大折腾一番，要师生团结从心地进行一次“大扫除”。我当时最怕见外国人了，不是因为他们长得怪模怪样，也不是因为不会讲外语，而是因为在每次外宾来校之前，学校总会要求同学们在外国人面前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或者露脚趾头的鞋，结果把迎宾这种“风光”的事变成了馗尬的事了。这不得不说当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品学兼优的祖志成同学，他可“风光”过几次，每次外宾来他都要陪着座谈，可就是没讲过一句话。因为，那时“帽子满天飞，棍子道地打的年代，说话要负责任的，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就更是马虎不得，弄不好就整你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也可能有人会说:有那么严重吗?有!肯定是有的，有一件事就让我至今挥之不去，也忘却不了:
我初中同学杨应战，当时号称学校的“笔杆子”。1976年，当时他在农场学农劳动，不知是说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就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打成了反动学生。时至今日，回想起来该有多恐怖啊。
再说外宾接待室，我当时编写过一个小话剧，曾在那里演出过。虽然该剧也逃不出鼓吹阶级斗争的俗套子，可当时演出却是“盛况空前”的，让我第一次体验了自我的价值。打那以后，学校宜传队有一位刘老师见我面就叫我“大编剧”、“大导演”，甚至送了我几本文学刊物，像是在鼓励我有更大的提高、更大的发展，当时我觉得自己才是最“风光”的，也觉得自己最有知识。如今已是不惑之年了，才懂得什么是知识。
当时的附中，有两个院子，穿过大操场，东北角有个月亮门，门旁边是学校广播室，我们班的女生李欣同学曾当过播音员，我和她在课余时间常常说起录音广播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她把录制现代评剧《沂蒙颂》的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得去西城区教育局，完成这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知道当时一个中学生很少有机会摆弄录音机这玩意儿，忙了半天，可回到学校后，曲子的最后一句歌词还是让我给抹掉了。当时心里觉得真不是滋味。
美国成功学者拿破仑·希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小时，有59分钟都沉沦在往事的回忆中，那他将一事无成。”但是，值此母校百年校庆，也只好挤出一点时间，以表对母校的热爱，对青少年时期的怀恋。
提到的几件事，几位同学，他们将永远是我心灵深处的贵财富。就像台湾女作家罗兰写得那样“人在死之前，只要他神志尚清，让他最舍不得的不是财富，而是人世间那种永恒的亲情、友情和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