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荒坡上那座破陋的石屋，
我忘不了那石屋里孤苦的大娘!
我们青年点有块地在北坡上。下乡第一天我就去看石屋，也认识了石屋的主人—大娘。
那一天，我老想着孤苦的大娘。
下山了，我象个孩子似的跟在老队长后边。走到地头，我问:“她吃粮怎么办?”“生产队给送。”
走到树林边，我问:“烧柴呢?”“谁碰上谁给砍点，碰不上就自己捡点。”
走到小河中间，踏着河卵石摆成的桥我又问:“吃水呢?”“自己拿小瓦罐到山下拎。我舔舔嘴唇，多亏刚才没喝她的水。”
忽然我又想起:“她一个人住在山上，晚上-不害怕吗?”这回是一个老知青回答我:“她坑上有个洞，住着条碗口粗的大蛇，晚上盘在坑上给她做伴。”“骗人!”“不信你打听打听，谁敢进老太太的屋?”“你见过?”“没有，我给老太太送柴，只进过外屋。有一回她从墙角大缸里掏出几个梨，我们三个人都吃了。回来走到半路开始头昏恶心，一个吐到小河里，一个吐到村口，我身体最棒，睡到半夜也起来吐了一气。”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害怕了，仿佛看见了山精树怪，从此再敢靠近石屋。
可我们有地在那山上。那年冬天我常常闹病，正赶上“男女老少修梯田”，也不敢请假。有一天发高烧，一下子晕倒在北坡上。我也不知怎么就躺到了大娘的炕上。我想跑可跑不动，外面漆黑的，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吹入耳鼓:“醒了?可好了，可怜的姑娘。”也许是昏黄的油 灯下那头晃动的白发增加了我的安全感，也许是我身子太虚弱了，反正一惊一吓，我又睡去了。
一连几天我躺在石屋里。烧一退时，我就用眼睛小心地搜索着炕上，那个洞黑黑的，真有碗口大小。那条蛇呢?会不会出来?
感冒好了，我的中耳炎又犯了。流脓淌水，头昏脑胀。大娘常常折一根条帚苗，缠上棉花替我掏耳朵，蘸脓，我难受得不耐烦时，头就扭动起来，一下子，条帚苗不知戳到了哪，疼得我直流眼泪。大娘慌忙抱住我，浑身颇抖着，“不疼、不疼，疼了该想家了。”仿佛不是我在任性，而是她做错了事。一刹那，我的心融化了，偎在大娘的怀里，把她粗糙的，带着泥巴野莱味的手贴在我的脸上，一种比小时候依赖姥姥更深切更亲呢的感情在胸中生起。
我的耳朵渐渐好起来。有一天，我非要给大娘掏掏耳朵。大娘用一种任凭淘气孩子摆布的神情望着我。可拿什么掏呢?发夹?我的头发早已剪得象男孩子一样短，火柴棍?大娘只在灶坑里保留火种，从来没见过火柴，条帚苗又太细了，于是我想起了掏耳勺。“大娘，你有掏耳勺吗?就是象替子一样，一头是圆圈的小勺，掏起耳朵来可得劲了。”我连比划带说，“大娘，您等着，等我回城给您买一个来。”大娘张着嘴，神往地笑着，仿佛我要带给她一件名贵罕见的宝贝。
我生病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到石屋来看过我
我生病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到石屋来看过我两次，给我送点药。他告诉我，老太太有儿有女，都远远的在外地工作。可她为什么不跟儿女们在一起?我始终没敢问，就象没敢问炕上的洞是否有蛇一样。
后来，我上了大学。再也没有回去。突然有一天，教学楼的高台阶上蹲了个卖耳勺的老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乡思。我慌忙把各种质地的都买了一个:钢的、铁的、竹子的、骨头的—，准备放暑假时回乡下送给大娘，可是，还没到放假，就收到老队长来信说大娘已经去世了。我默默地在校园北角的树下，把那束掏耳勺埋了……不知现在那石屋还在不在，那石屋里还住不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