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1948年间，我在贝满女中读高中的时候，家住东华门25号，离北大仍然很近。记得我到北大民主广场参加过 “抗议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被杀害”的隆重集会，傍晚时大会被军警包围，还有警车开进广场;我参加过“抗议逮捕贝满女中教师陈琏、田冲”，“抗议逮捕燕京大学女生龚理康”等罢课斗争;参加过“反美扶日”、“声援东北流亡学生”等游行;我还到北大的一个新诗社和大学生们一块朗诵新诗;聆听过樊弘等名教授演讲。最使我难忘的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北大参加的一个读书会。 194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五个中学同班同学 (游润祥、刘良玉、王文华、郭德篇和我)到北大民主广场上的灰楼女生宿舍，在地字楼二层东头的一间屋子里，也就是中文系女生丁化贤所住的那间宿舍，大家围桌而坐。丁化贤说读书会就从这一天开始，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再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然后她向我们介绍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士说:这是法律系三年级的汪自得，他辅导我们学习，会给我们清楚地讲解各种问题。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参加这个读书会，每个星期天，不管刮多大的西北风，下多大的雨或雪，我都准时到北大去。汪自得非常认真负责地指导我们学习，他按照从猿到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安排了一系列学习单元，每个单元他都写好学习提纲和学习书目，为我们作很有准备的讲解，然后让我们提问题，大家一块讨论，最后由他作总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完社会发展史，我觉得脑子豁然开朗，在讨论人生观问题时，我立志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实现人类的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为自己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异常高兴，感到自己思想充实了、精神振奋了。 寒假中丁化贤约我们到她家里去过年，是在北新桥的一个四合院子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学生，还有北大的一些同学。
大家一面包饺子，一面说说笑笑，好不热闹!突然丁化贤大声地说:请王连平和华顺表演“兄妹开荒”好不好?大家齐声说: 好!并且鼓起掌来。于是他俩立刻简单地化了装，就认认真真地边唱边跳起来。记得在餐桌上，汪自得建议大家作一个“忘我”游戏:每个人轮流说一句话，但不能说“我”字，谁说了 “我”字就要受罚。这个游戏节奏很快，很紧张，常常要出错，可见“忘我”之不容易，然而要作“革命者”，怎能不努力做到“忘我”呢! 1948年春，我们开始学习列昂节夫所著《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汪自得给我们作讲解。但是，好景不长，汪自得不能常来以至根本不能来了。不久，丁化贤也“走”了(“走”就是去解放区)，临走前她介绍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要我在中学里开展读书活动，并对我说:“相信你是坚强的，会有人再同你联系。”
在北大的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我们自己的读书兴趣却继续下来了，我读完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又自学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人门》、尤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北大民主广场旁的孑民图书馆却向我们开放着，我常去借书:《大江流日夜》、《冀东行》……还常去领取诗刊等等油印宣传材料，带回中学给同学传看。这个读书会停止了，贝满女中的一个个小读书会却活动起来了，在星一期天的教室里、在校园的草地上，三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 “民主青年联盟”像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成为团结广大同学，组织“应变”、“护校”和迎接北平解放等活动的一支力量。
丁化贤走了以后，果然有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女生屠一卉来我家找我了，她每次来都带一本书给我，我很快看完就还给她，记得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土地大纲》等，然而这些书的封面却是 ((}残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屠一卉勉励我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叮嘱我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她同我保持联系直到北平解放前夕。 北平解放后不久，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汪自得，但是人们都称他为“项子明同志”，我跑上前去问他，他笑着说:“汪自得是我的化名。”他成为北京市领导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so年代他回到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也很少有见面机会。当我听说他已“离休”时，曾去他家探望，与他谈起四十年前的读书会活动，仿佛还历历在目。不久他去世了，当有人建议为项子明同志编一本纪念文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立刻写了一篇短文:回忆我的启蒙老师汪自得。
1947年的初秋，暑假刚过开学后，一个排球队在师大附中的校园里出现了。十几个50届的同学，个个穿件印着“冈底斯”三个大红字的白背心，背后一个大红号码，很褪眼地活动在学校的排球场上。那时排球兴的是九人固定位置的队形;三排各三个人，每人固定岗位，要练就各自岗位的独自打法。50届的校友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传统，并且有着各个方面的体育人才。当他们在初中时，就出现了擅长足球、篮球、长跑、跳高和“虎伏”(滚环)等人物。并且曾经组织过垒球队和“海波”排球队。他们是受着附中盛行体育之风的影响，更是直接观摩到高级班排球名手李章、刘毅、李祖培和丁原章等又强又帅的打法，于是在张慕之地理老师讲课的印象中，他们中的几个人找到了“冈底斯”这个大山的名字，就作为排球队的队名。冈底斯山脉介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雅鲁藏布江之间。山体巍峨，名字响亮，作为排球队名，是其威震环球之义。教务处丁金藻老师书写的刚劲有力而又洒脱秀美的三个大字，立刻就映人了全校同学的眼帘妥并且不久又传播到北平的社会之中。“冈底斯”排球队是一个自发、自觉、充满生气、斗志昂扬而又十分团结的球队。他们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刻苦训练:既练集休攻守，又练个人球技，更练每个人所守岗位更具特点的打法。如:赵树纬是头排中优秀的二传手;他与头排左右的张慕、宋尔增和朱昌寿配合得很好的快板打法;二排中丁原洪、孙延禄出色的照应全场;二排左右孟寿山、吕恩民强攻硬打的猛虎作风;三排孟庆辉、张津生和杨承汉固若金汤的防守，和多半能供好一传的进攻保证等等。就这样，全场九个队员结成一体，生龙活虎一般对待每场球赛。附中校方把“冈底斯”排球队也视为校队，委派冯炳麟体育老师做为球队教练。
“冈底斯”排球队在校内打出一点名气之后，就试着打进社会。先是在中学范围内比赛，进而与对门的师范大学比赛，后来就多次到府右街的电业局与社会球队打球，还曾和东北流亡学生“铁血”队打过一次球赛。有过一次远征是去清华园与清华大学的“金刚”排球队赛球。最值得一提的、最精彩的、也是最辉煌的一场球赛，是在艺文中学(后改名二十八中，现与六中合并，改名长安中学)与当时名震北平的“振亚”排球队进行的比赛。当年享名北平的篮球队叫“木乃伊”，而排球队的巨头就是“振亚”。我们“冈底斯”排球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披挂上阵之后，各个视“死”如归，以气冲臂汉之势，打旅了这场比赛。当时不单是本届和本校的同学前去助威，艺文中学也有不少的同学驻足观阵，并且校园的墙头上还趴满了隔壁六中的学生，场面十分热烈。在那场比赛中，头排的快板儿进攻，首先打乱了对方的阵脚，接着二排的大力扣杀，个个落地开花;孟寿山跃起的扣球，就砸在对方头排队员的脑后，落地铿锵有声。三排的张津生和孟庆辉，飞身鱼跃，满地翻滚，救起了不少的险球。当比赛的结果是“冈底斯”队胜了“振亚”队时，师大附中有支厉害的排球队的名声立刻传了出去，同时也在师大附中的校内，引起一阵相当强烈的震动，对开展师大附中的体育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冈底斯”排球队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冈底斯”排球队与清华大学的“金刚”排球队的比赛就败得很惨。客观原因一是长途骑车已很劳累;二是不适应清华大学室内体育馆的比赛环境，又是客场作战;三是那天人手也不齐全。总之，那次是技术上和心理上都是处于劣势的一场比赛。不过，让我们“冈底斯”排球队也位得一个道理，就是:山外有山，能人背后有能人。
1949年的北平已经解放了，“冈底斯”排球队的头排、二排和三排中都有几个队员提前离开了学校，或是提早考人大学，或是进人社会工作，这样，“冈底斯”排球队就随着它的成员的中学毕业而解散了。但是，这个球队的成员，到了大学以至后来到了社会，都能把“冈底斯”排球队的种子，播撒到新的土地上，继续发芽结果。张慕津、吕恩民、宋尔增等五人考人清华大学后，校中就传出师大附中“冈底斯”排球队的“五虎上将”来了。赵树纬参加过华北区和全国运动会的排球赛。吕恩民工作后，参加了东北电业代表队，还曾参加过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的排球赛。宋尔增参军后，还参加过沈阳军区空军系统的排球赛。杨承汉参加过北京石油学院的排球校队。“冈底斯”排球队中最为突出的队员当数孟寿山，他的平拉开和半快球，几乎可以个个得手燕分。他还从“振亚”队的毕松龄、杜克礼的打法上，学会运用腕力和转弯变线的技巧，这是我国排球技术的早期发展。他在北洋大学参加过全国排球比赛，与二传手李安格(为我国早期国家队队员)配合默契，并舜到教练马兽伟的指导，受益匪浅。孟寿山大学毕业后，，曾代表辽宁省队、吉林省队参加比赛;还曾任市级业余队的教练和特邀裁判。他一直打到60岁退休前最后一场的告别赛。
“冈底斯”排球队是师大附中校史上，曾闪越过光彩的一颖体育之星。它不但筑育了当年学校里的体育风气，它还在那个年代里，在京华地区发扬了一种拼搏精神。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冈底斯”排球队的队员们，仍有多人健在，至今仍然活跃在各个战线上。他们享受到了往日重视体育运动的实惠，不是也能够看出他们在德、智、体方面是注重全面发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