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种孙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同学，多年同在师大附中任教，后来又都回母校教课。我们抗战期间分别在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执教。1950年全国解放，我回到北京，他提醒我应该回原岗位，我便回校任课。他当时任教务长，我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兼做部分教务事宜，朝夕相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和钦佩。
首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两三年间的治事精神。他察性耿直，做事公而忘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北京解放后不久，在偶然的机会下，因湘潭汤澡真教授的介绍，种孙先生得以会见毛泽东主席。会谈之下，领袖对种孙先生的学识，颇为器重，助勉有加;种孙先生则受宠若惊。试想解放以前，被反动政府视同草芥、长期遭受迫害的一位科学家，一旦亲聆主席教诲，受到和煦拂拭时，所思何事?只能是谋求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力图报称而已!种孙先生出任师大教务长之时，正届北京和平解放之初，师大一如北京当时其他高等学校，疮皮遍体，百废待兴，全校师生无不隅隅望治;但思想傍徨则无可讳言。当时安排副教务长丁浩川同志主持政治思想工作，而举凡教学秩序、课程调整、教师编制则统由傅教务长负责。其间与苏联专家的配合，如何抉择，如何扬弃，尤其煞费周章;使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心力交瘁。先生患胃溃疡多年，此时往往因公务繁忙，日不暇给，以至废寝忘餐，常以几片饼干充当膳食;教务已极度紧张，而新校舍的建设，从图纸设计到工地实践，也在他的治事范围之内。记得一次讨论计划，傅先生在主持数十人的会议之中，因胃溃疡复发而大口吐血，但仍坚持把会议进行到底。其所以弹心竭力、呕心沥血以赴事功，无非是爱党、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集中表现。
傅种孙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谨严”二字。他的教学工作同他的治事精神一样，也是认真负责，数十年如一日。他对课堂教学，极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尤其边讲边写的板书，总是成竹在胸，写来眉目清楚，远看如画图。有人以为这是小节，其实大有助于理解，能使学生印象深刻。曾有旁听过的人，认为他的板书足为楷模，遂于下次听课时携来相机，将所作板书一一摄取，然后作为插图编入他自己所著的数学教学法书里，深受读者赞许。于此可见种孙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其研究教学法的精到。我记得在20年代师大附中为一位敲钟40年一无差错的工友开了一个表扬大会。会后傅先生对我说:“长期不懈地努力是一切成功的秘诀。”这话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一种信念。他在数学上的造诣，我虽不敢妄参末议，但知他与当时数学名家时有来往。他数十年培养的门弟中，后来在著名大学数学系充当主任和教授的，很不乏人。他的著作很多是结合他数十年课堂教学经验而写的，与纯理论文章不同.因而弥堪珍贵。他在师大附中以其长期经验和其他数学教师共同创办算学丛刊社，完全以数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目的，编纂中学适用的整套数学教科书;既在师大附中使用，为该校同学奠定了理科的坚实基础，后来又通行全国，把当时疏漏多端的中学数学教材整理得理论严密、条理清楚。这番功绩不可磨灭。
种孙先生把培养人才引为自己不容忽视的责任，而且怜才爱士。凡在社会上但有一技之长，便嘉奖与提携，多方延揽。
以上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傅先生治事、治学与执教三方面略述梗概，藉以纪念。我今年八十有二，且重病在身，写此短文，聊申积悃。
我父亲傅种孙先生，字仲嘉，(1898.2一1962.元)和师大附中有四十多年的密切关系。他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当年留母校附属中学任教，次年进人数学研究科。1928年升教授，相继在高师、女师大、北大、辅仁等大学教书，但附中的课还是教了很多年。附中从主任(校长)到工友，不论理科还是文科教师，我父亲都很熟悉，有很多是他合作共事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和韩桂丛(满庐)先生一起译述赫尔勃特原著《几何原理)，和程廷熙(春台)先生合著六册《初级混合数学》，和附中同仁创办算学丛刊社，翻印和出版了几十种数学教材。我父亲编纂的《高中平面儿何教科书》，在附中试用八年。
1925年附中开始实行三三制，我父亲正教高中班的平面几何课。他把以前为新京学院补习几何的讲义，修改补充，油印成册，作为教材。后来又请韩向渠、李宇涵、魏庚人几位先生试用，经过八年的增益修正，才在1933年由算学丛刊社铅印出版，这书解放前印过四版。抗战时期有一段时间用拆开寄信的办法，邮到城固某些班次使用。1982年由赵慈庚、谭寿芬等几位先生译成语体文字，改称《平面几何教本》，在北京师大出版。魏庚人先生曾经多次称赞《高中平面几何教本》“是一部众所周知的经典著作”。“本书理论严谨，观点较高，深人浅出，百读不厌。对我国数学教育颇有影响。”他还多次说道:“书中表示四种命题间关系的方形图，简单明确，是明辨真伪的金科玉律，是近代数学家傅种孙先生创立的。”
北京师大附中算学丛刊社是数学教师们集股成立的数学书籍的出版组织，1929一1949二十年间，影印过二十多种外文数学著作，组编过许多套中学大学数学教科书。影印的书精美价廉，自编教材水平较高。这个书店“对我国算学教育的发展，引起学生对算学的爱好，提高我国的数学水平，是有很大贡献的。”(魏庚人:《数学教育文集》)
这个出版社的发行所最初在南新华街13号，叫做“新华书店”(这和解放后的北京新华书店是两同事)。后来迁到西河沿185号。当年我家就住在它隔壁186号前院，程廷熙先生一家住在186号后院。前面两个门牌号分别出人，后边却有个小门相通着。程先生还兼着书店的经理，两边来往比较方便。
算学丛刊社出版的还有:1931年王鹤清、魏庚人、程廷熙的《初中算学教科书);程廷熙的《初中代数教科书》;1932年韩清波、魏庚人、李恩波的《高中立体几何教科书》;1937年韩清波的《初中几何教科书》;韩桂丛译的《范氏代数》等。五十年后，韩清波先生回忆说:“我到附中任教时(1927年)，初中的数学教材就是仲兄所编的《混合数学》六册，高中的平面几何就是仲兄所编的《高中几何》。这两部教材实际上就标志着当时附中的数学水平。”
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常有进步青年被捕人狱。营救他们，不仅要舍得身家性命，而且还要店铺担保。有位叫杨式人的进步学生，我父亲多方营救他出狱。“铺保”就是用“算学丛刊社”的名义。杨出狱时，衣服全都破烂不堪了，伤病交加，几乎是奄奄一息。后来休养一个时期后，才偷偷地逃往解放区。解放后，他曾几次写信给我家，表示对我父母的感谢之意。
为了追寻我父亲早年的历史，我几次请教魏庚人老师。魏老师拿出他珍藏的几大卷北京师大《数理杂志》和《数学季刊》合订本，里面详细记录了北京高师数理学会历届领导和学会干部改选情况和名单，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术活动和教师学生的数学物理论文200多篇。其中署名我父亲的有20多篇。我父亲从进北京高师的第二年起就担任数理学会副会长、会长、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一直延续到毕业后。后来又参加创办《数学季刊》、《中国数学杂志》。据魏老师讲，《数学季刊》的发刊词是我父亲写的。《中国数学杂志》的刊名则是我父亲敬请毛主席为其亲笔题写的。可惜这个极其珍贵的题名只用了5期，后来该杂志改名为《数学通报》，这个题名再也不能使用了。
父亲傅种孙，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当年就在附中任教，以后虽任师大讲师、教授，但很多年仍在附中教课，很多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还记得他。他除了在附中任教多年以外，还和很多同事共同创办了附中算学丛刻社(解放前也曾叫新华书店)，为附中编、印了不少数学课本。回想自我懂事以来直到父亲1962年去世，到家里来的客人，他们谈论的事很多是有关附中数学教学和教材的。
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有七人是附中的校友。从我记事时开始，我家就住在西河沿附中北门边。抗战前如此，抗战后回到北平，又住在西河沿算学丛刻社后院，和附中操场只一墙之隔，常常有足球越过墙掉到我家院子里来，附中操场上如有活动，我在家都能听见。
附中的老师，个个都是本专业的专家，教学又极认真，所以几乎每一堂课，对学生都是一种享受，都有极大的收获。记得教我们物理的顾老师和毛老师，讲课深人浅出，道理清楚。使学生越学越有兴趣，加上物理的实验，着实令人眼界大开，所以并不觉得课业负担过重。由于根基打得好，对一生的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后来上大学、工作以后，碰到一些技术难题，解决后有时突然想起，这其实在中学时老师就讲过了。
附中不但数理化的老师阵容强，其他各科也是如此。我们的英文课，上课时老师很少说中文。由于底子打得好，上清华后英文通过测试免修了。清华那时徽积分和工程课都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上课基本上说英语，我因中学时已习惯了，所以并没觉得吃力。解放后几年，一直没机会再学外语，但后来工作时常常用到英语，想想还是在附中学的，，只不过工作后增加了些专业词汇而已。
我1948年署期由陕西回到北平进人附中学习，当时正是学生运动很活跃的时期，对门的师大，刚刚发生“四九惨案”不久，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经常包围着师大，抓人是常有的事，我有一时期因家中住不下，借住在师大，每天几次都得通过他们的盘查，才能出人师大，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那时国民党统治已经是朝不保夕，反动政府贪污腐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什么金回券、银元券，天天贬值，因此盼望社会、国家改变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
那时附中有些进步的同学，经常传阅一些小册子，我看了以后，才知道国民党是彻底无望了，而希望正是寄托在原来我们不了解的共产党身上。同班的王志澄同学，对我影响很大，有一次在上课的间隙中，他站起念了一篇‘这到底是什么政府?》的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批判得很透彻。在传阅的小册子中，有一本封皮上写的是“大江东去”，里面有很多文章，有一篇是(活捉王翅武，解放济南府)。看了以后，令人十分振奋。我不仅明白了很多道理，也十分钦佩这些进步同学。在他们的带动下，也渐渐地参加进步的秘密会议、和他们一起去送传单。后来就加人了民主青年联盟。
1948年底，解放军已包围了北平，我们经常能听到炮声响，这年寒假，学校已停止了大考，并提前放假了。但是同学们的迎解放活动，仍是比较多的。我家住得又近，所以几乎天天必到学校来。整天都待在教室里，后来有燕京大学的学生来校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跳集体舞，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解放军人城式那天，我们是去前门大街欢迎解放军的，当看着雄健整齐的解放军，开着坦克、大炮，通过前门，进人东交民巷时，欢呼的群众，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和“我们的队伍来了”。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刚刚解放，我家那时住在和平门内尚志学会师大教授宿舍内，有一天来了一位解放军，看了看就走了。大家很快听说毛主席要来看他的老同学汤澡真教授。没多久，毛主席带了几个人就来了，没有多少替卫。只关上了院门，大街上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一如往常。毛主席请师大的几位教授都一起去陪客，我父亲也参加了。谈完后毛主席请大家吃晚饭，我父亲母亲都去了，弟弟妹妹们还小，他们还在满院子跑，不知哪个小孩用粉笔在地上写了“欢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见了说“还写了标语”。我很想见见毛主席，又不敢去，毛主席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情一样，告诉秘书叫孩子们也去见一下。我急忙中拿了一本书，想请毛主席签个字，谁想拿错了，拿了本《社会发展史》，不是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看了以后说:“不是我写的，不能签在封皮上，签在里边吧。”他用钢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我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后来去新毅工作，放在家中，万万没想到十年动乱抄家，竟失去了，真是可惜!
解放以后，那时我们正该准备考大学了，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大家参加各种活动。很多同学参加了民青和民联，1949年4月又在首都电影院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很多同学人了团。大家政治热情高涨，各种活动很多，班上办了壁报，学校成立了腰鼓队，我们还和女附中一起，成立了一个欢呼歌唱团。
不久，附中就和老区来的育才中学合并了，有了不少老区来的老师和同学，像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就是老区来的。育才的同学，纪律性强，唱起歌来，一起开口，声音极大。但开会时和他们赛歌，我们也不示弱。
1949年暑假，北京团市委办了个署期学习团。我们班参加的人很多，住在灯市口育英中学的教室里，睡在地上。天天排队去北大民主广场听大课，由“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讲到革命史。很多领导如彭真、胡绳、孙定国、张大中都来讲过课，一个署假，成了一期革命大学的培训班。
1949年10月I日，开国大典，附中的队伍也是很突出的，我们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1945年初解放，到1950年暑假我们毕业离开附中，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在欢天喜地的心情中度过的，现在想起来，各种活动真是太多了。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学习。1950年，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都考上了清华、北大、北洋，有的同学参军、参干或留校当了老师。我自己在离开附中前被批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考人了清华航空系。
在我的一生中，在师大附中上学的几年是最令我珍惜和回忆的。母校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样亲切，那样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