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校风风光光地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会。
上课铃一响，喧闹的校园就安静下来，老师迎着同学们的目光走上讲台：“学校运动会要开始了……”话音未落，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叫唤”起来。接着老师又微笑着问：“谁要主动参加？”顿时，全班寂静无声。于是，她清了清嗓子开始分配任务，被叫到的“光荣”同学只能哭丧着苦瓜脸“领奖”。而我，则被分配到“十人十一足”的队伍里去了。
“天有不测风云”，运动会那天，竟然下起了小雨，被迫延期。我回头想想，似乎每次一到运动会都会下雨，不禁哑然失笑。
好在天公作美，第二天天气放晴，我们班早早来到操场开始操练，那儿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们找了几条红领巾当绑带，十人排排站，互相勾着队员的肩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不出所料，还没过起跑线，我就被摔出了十几厘米远，这样的情景，被同班同学看了不嗤笑才怪。不行不行！分明跑的比蹦的都慢。于是，我们开始总结失败的原因，有的说自己跨步跨小了，有的说身高不一样，跑起来自然不齐，还有的说没配合好……一时间，我们都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是好。
这时，我那调皮捣蛋的同桌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关键意见——喊口号！对啊，我和队员们相视一笑——说不定能成功哩。调整好心态，我们重新振作起来，一起大声喊：“一、二，一、二……”没曾想，真的成功了！又试了几次，居然还发现了其中的乐趣，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十个小朋友累得气喘吁吁，相视都露出了最纯真的笑容。
“砰！”一声枪响，十张笑脸，整齐的红色校服，在一声声整齐响亮的口号声中“十人十一足”比赛悄然落了幕。
师大附中有一个很好的校风就是爱学习，我在附中六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特别有不少教师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令人尊敬。
教过我的国文老师沈藻翔先生、高向夫先生，数学老师沈绍武先生、张玉寿先生、钟善基先生、申介人先生，英文老师赵乐溪先生、吴文仲先生，物理老师张子铐先生、毛鹤龄先生，地理老师张慕之先生，历史老师曹千里先生，音乐老师李家勤先生、田真先生，美术老师邓海帆先生，体育老师冯炳麟先生、张汝汉先生，都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张玉寿先生讲课严谨，待人宽厚。她终生未婚，献身教育事业。据说她一生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很少到外校兼课，更没有教过初中。但是她曾在师大附中教过几学期课，我有幸受业于她的初二代数和高一三角。
听张先生讲课真是一种享受，深人浅出，条理清晰，论证简明，当堂能够理解。课后有问题到教员休息室请教她，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有一次有位同学找来一道很难的几何作图题，我们谁都没做出来。我在路上遇到张先生.拦住她请教。她拿了题略想了一想，说:“这题可以用代数法做……”她蹲下来，把点名夹、教科书和粉笔盒放在地上，捡了个小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这样，这样，不是就可以做出来了吗?”那认真、亲切、慈祥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时时浮现在眼前。
吴文仲先生对英语正音法有深刻研究，他的发音准确而响亮，也要求学生们这样做。
一个一个站起来读这个音。可是我们一咧嘴大家都笑，自己也笑，总发不好这个音。吴先生走下讲台，到每个同学面前，手在学生的脸颊上比划着，几乎要用手帮助他把嘴咧大似的。我们背地里都埋怨吴先生太严格，喊着他的外号讽刺他，然而，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一口标准的伦敦音。
三十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同行的几位能读英语资料、能写英语论文、掌握五千多词汇的同志，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有困难，他们的发音有偏差;而我开口讲英语时，外国人说我说的是地道的英文。仔细想一想，原来当初我冲着吴先生的背影，咧着大嘴嘲笑他的时候，把他的英语正音法学到手了。我真得感谢吴先生，同时也应先对他的不敬而悔恨。
高向夫先生讲高二的国文。每次作文课都要求当堂做完，总有几个同学写几句“诗”搪塞交卷。后来我发现，高先生特别对写诗的青睐，最差也能得个“甲下”。那么我何必费力写那满篇的小字(那时的作文是用毛笔写小楷字的)呢?我也在作文时诌“诗”。两堂作文课，有半堂就作完抄完了，剩下时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真痛快。我的诗先是得“甲下”，后来逐渐升到了“甲”和“甲上”。
我从这时候起经常写诗，给壁报投稿，给南下的同学写留言诗，给参加军干校同学写欢送诗，给宜传队写快板诗。后来又爱上了古典诗词，到现在时常做一首诗或填一首词，与老友们互相评论评论，自有一番乐趣。这种对于诗的感情正是高先生的“甲下”培养的啊。
师大附中的校风是勤学，校内几乎看不到什么政治活动。在我上初中这三年，1945到1948年，北平的学生请愿、罢课、集会、游行、争取教师与职业学生(以学生身份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周旋、摆脱特务的纠缠之类的活动到处都有，惟有师大附中好像是与世隔绝。我们学校里既没有看到过有进步同学在公开活动，同时也没有看到反动的兰青团的活动。虽然如此，在全市激烈斗争的大环境中，我仍受到强烈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进步歌曲的影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活动很多，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着很多歌曲。一类是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如《古怪歌》、《茶馆小调》、《跌倒算什么》、《你这个坏东西》等;一类是歌颂革命力量的，如《黄河大合唱》、《二月里来》、《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大家唱》等;还有一些是民歌如《小儿郎》、《插秧谣》、《阿拉木汗》、《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等。此外，解放区歌剧《白毛女》中的歌曲《北风吹》、《红头绳》等也传到了北平。大学生们经常组织各种演唱会、联欢会等活动，也有中学生参加。进步歌曲也传人了师大附中。
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这些歌曲的传播，并明令禁止唱《黄河大合唱》，然而，油印的歌曲集通过各种渠道到了我们的手中，同学们竞相传唱。我见到有一个歌曲小册子，首篇标题写的是《世界青年进行曲》，细看歌词与曲调，“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原来就是《国际歌》，经过改头换面，就可以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北大同学在预科礼堂(现在的新华社)演出了《白毛女》第一幕，即从《北风吹》到《哭爹》，可是海报上写的是“歌剧《年关》”。
有一天，我在教室里看着歌片，嘴里哼着进步歌曲《农家苦》。恰好在音乐课上刚刚学过一首《农家乐》的歌，我自言语地说:“哎?究竟是农家‘苦’还是农家‘乐’?”萧骏麟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说:“从前农家‘乐’，现在农家‘苦’。”我不由得一惊。萧是我的好友，他是班上思想最先进的。他的话看似平常，仔细一琢磨，却耐人寻味。“从前农家乐”一句是陪衬，要点是“现在农家苦”。现在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民不聊生，城市居民苦，农民当然更苦。萧的看法比我深刻，我不禁对萧产生了敬意。
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日子，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活动，我们班的7名同学在会上表演了小合唱节目。我和我的几个好朋友萧骏麟、张素澄、周孝安都参加了。唱的曲目有几首课堂上学的歌曲和《猎人合唱》，以及当时在学生中流行的进步歌曲《大家唱》等。《大家唱》经常在学生集会、营火晚会上演唱，进步同学口头上也常哼，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演唱显然不协调。可能主持会的先生们也不太懂，唱过之后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