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学校出现了剧团、合唱团。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组建的百人合唱团的演出展动人心。我参加了包含女附中同学的曙光剧团。当时与我们并立的还有“大家干”剧团，形成对峙竞争的格局。我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小歌剧《老母鸡》，是歌颂军民鱼水关系的。剧团经常在校内外演出。我们排演了话剧《反翻把斗争》，描写的是东北土改中战胜企图翻把复辟的地主的阶级斗争。我演一个贫农育弃，还担任本剧的剧务。当今的著名导演、演员林汝为，当时是从育才中学来的，给我们当导演，一教我们化妆。她歌声像人一样甜美，也上台独唱。 AM C年寒假，我们学习延安文艺精神，去南苑无偿作巡回演出。用一辆马车拉布景、道具，我们二十几个人步行跟着马车跑，女生可以轮流坐车。说笑打闹中完成了长途行军。演出生活很紧张。每到一村就马上布置舞台，进行小排、温习台词。我们的每次演出都很成功。村民们挤满了院场，他们随着剧情而悲伤、落泪、兴奋和欢呼。这种“回报”使我们初步感到学生与农民的“同心点”。我们学解放军的样子制定了纪律。住在哪里都是扫院子、挑水、嘘寒间暖，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次我见一个小学生拿着一把白色的根根往嘴里塞，嚼得有滋有味。我问他吃的是什么?他告诉我是茅草根，很甜。我就向他要了一点尝尝。这件事被剧团领导知道了，批评我违反了群众纪律。我辩解说那不是财物，而且我只是尝了尝，谈不上违纪。于是招至更严肃的批评，指出我“太不虚心”。直到回到学校，我还在检讨，并写进了日记。这次孩子气的“事件”，使我重视了群众纪律。后来多次下放、下乡中还谨记“一针一线”的含义。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的热忱笼罩了全校。国优压倒一切，献身保家卫国已是自己的第一选择。报名参加志愿军、参加军于校成为学校的政治中心。我做好了父母的工作，参军已是义无反顾。一面听候组织决定，一面将我的课余生活都投人了抗美援朝的宜传活动。同学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未赴前线之际要像在前线一样的献身。大家利用课余时间，编剧本，排节目，在校内、外演出。我除了演活报剧之外，还为“拉洋片”画大幅画片，供谢同学演唱。
1950年12月，全班好像积蓄了无限的能量要渲泄出来，尽情的杨谈、欢笑、调侃、表演、唱歌。那年的除夕联欢之夜，是在教室度过的，大家无拘无束地、一直欢乐到夭明。
在校内的文艺活动中培养的文艺才能，后来常常用上。在公安学院，我多年担任学院的俱乐部、体育委员会负贵人，组织师生的文体活动，成为十分热心的宜传者、组织者。1957年下放农村锻炼，我担任了下放干部的宜传队长，劳动之余自自演宣传农村政策的节目。我几乎是轻车熟路地担负了策划、编导、写脚本、表演的多方任务。我常常在一个晚会上先演出小歌剧、曲艺、独唱等多个节目。在串乡搭台演出中，我们的宜传队也是工作队，一路上做群众工作。还从民间采风，学了河北地区传统歌舞(回京后在公安部做了演出)。最后自编自演了多幕话剧。公安部领导和县领导对我的工作评价很高，县委甚至想把我留下来。
师大附中的高中生活为我打下的基础与我今天的事业成就和幸福生活一脉相承。我还想告诉在校的小校友们，母校的优势还在于她拥有丰厚的教育资源。个人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些资源，既要功课争代流，课外活动、修养锻炼也要积极参加，做到全面发展。个人要精于设计，并肯于付出辛苦。这是学校生活对青少年的一个考验和锻炼。经验告诉我加强素质教育，强化知识教育的同时，千万不可低估课外活动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玩乐之间的文化生活、服务性的社会活动的重要作用。
当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关键阶段，母校使我享得瑰丽时光。她恩踢的“基因”，永远活在我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