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瞒您说，今天我遇到雪容融了，它说自己生活在北方，想看看南方的大海，希望我能帮它实现这个愿望。
我爽快地答应了。
一身“中国红”的雪容融现身小梅沙，好奇的人们一下围了个水泄不通上来：“这小娃真可爱！”“这不是吉祥物雪容融吗？”……我连忙把它护在身后，没想到雪容融大方地站出来：“大家好，我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容融，今天来到里，打扰你们了，欢迎大家到时来观看残奥会。”说着，它双手作揖，大家都鼓起掌来。
我们在海滩欢快地奔跑，捡各种贝壳，玩闹间雪容融仍不忘使命，向大家宣传冬残奥会精神，我对它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要分别了。依依不舍的我们相约2022年的北京！
同志，不瞒您说，我是个拉大粪的。
拉大粪的是不是也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呢?我想是有的。但理想究竞是理想，要把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
说句老实话，我的理想的树立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学校回到乡下以后，看到社员们每天废寝忘食地劳动，而得到的报酬只有那么一点点，再加上农村里有趣的事不断发生，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当一名作家，写人民中间的事，为人民说话。
那还是一九七四年，我模仿浩然同志的小说《杨柳风》中的一篇小故事，硬是七凑八拼地编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车轮飞速》。当时，为了符合“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逻辑，我把本队一个有技术、但不愿为队上做贡献的保守人物刻划成小说中的阶级敌人。当小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之后，不要说拿给别人，就连自己都看不下去。我第一次感到，要想千一番事业实在不容易!于是，我就此搁笔，甘心拉我的大粪。直到一九七七年，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以及孙树淦的《人民的歌手》、《窗口》等许多优秀作品的鼓舞下，我重新拿起了笔。
可是写什么呢?又怎样写呢?人家写出的东西，让人看了，该笑的地方真能哈哈大笑，该难受的地方真能痛哭流涕。我写的东西没盐没味的，连自己都念不通。人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苦恼中，我又慢慢地放下了笔……
这时候，有个要好的朋友找上门来，给我讲了孙树淦同志的身世和创作道路，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这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想:孙树淦是个干重体力的装卸工，我是个出大力的农民;尽管我们的学识有高有低，社会分工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差炬在哪里呢?他为啥能写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我为啥不能?
啊，清楚了。孙树淦坚持了七年的创作生活，写出了五十多篇小说、散文、剧本;而我才写了一篇见不得人的小说，就搁笔四、五年，这难道不是差距吗?
他不是天才，是勤奋的实干家，我也不是蠢才，是浪费光阴的懒虫……
于是，我第三次拿起了笔。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第二篇小说《四月五日》的创作。这是描写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在一个工厂门口发生的悼念周总理的故事。继这篇之后，又写了《让不让》、《选干》、《粪状元》、《小渠上的笑声》等多篇短篇小说。虽说一篇也没有发表，但我坚持写下去。前不久，有个朋友对我说:“你每夭晚上熬夜，写出的东西又没人看得上，这条路，恐怕走不通哩!"
我也叹息了:要是有一位作家不嫌弃我，给我一点指点，该多好啊!
周围都是一般的社员，有些人在笑我“心比夭高，命比纸薄”。说:“你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太阳就要从西边出来哄……”
笑吧，我不怕。我想起了小说《前夜》里的一段话:
“生活象一片大海，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要是决定了，而这个决定又是对的，就应当勇敢地走下去。”
我不顾一切地写作下去，并把这些不成样子的作品不断投给报社和杂志社，报社和杂志社的编辑们又相继把它们退还给我……
或许有人提醒我:这是在重复着一场无价值的劳动。但我却分明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因为我的水平确实在慢慢提高。
是的，我的作品还很幼稚，幼稚得象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但我认定: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任何幼稚都子;但我认定: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任何幼稚都会走向成熟的。
如果有人问我:在八十年代里，你都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平时踏踏实实地劳动，业余时间一心搞文学创作。
“从脚下，踩出一条通往理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