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北洋政府时代，当时的北京叫北平，一个妓女把自己的儿子小豆子切去多余的六指，送到戏班学戏，只为孩子能有口饭吃。在戏班的孩子们学戏练功特别苦，被打骂全是家常便饭。大师兄小石头经常护着小豆子，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只是小豆子模样俊俏，被训练扮演花旦，感情被扭曲，渐渐恋上师兄。他们的成长历史让人越看越心酸，悲从心中起，可叹人生存之艰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之后，小豆子长成了程蝶衣，小石头长成了段小楼，他们的《霸王别姬》誉满京城，二人也因此成了京戏的名角儿。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京前夕，民不聊生，学生游行，段小楼与妓女菊仙定亲，惹来程蝶衣不悦，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唱戏。
日本人进城之后，在戏院捣乱，段小楼打了伪军被日本人抓走，为救段小楼，程蝶衣为日本人唱堂会，惹来段小楼的嫌弃。从此段小楼不再唱戏，程蝶衣堕落。
在师父的临终教训下，程蝶衣与段小楼又开始一起唱戏。国民党时期，士兵在戏院调戏程蝶衣，段小楼出面相救，双方大打出手，菊仙失去未出生的孩子。因程蝶衣为日本人唱过堂会，被定为汉奸，段小楼向袁四爷低头请求其去救程蝶衣。程蝶衣因菊仙让其离开段小楼而甘愿坐牢，不想却被热爱戏曲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所救。从此程蝶衣唱戏、抽大烟，段小楼做起了小买卖。
1948年，国民政府离开大陆之前，程蝶衣与段小楼和好。段小楼当时说了一句话，不想正是这句话，在文革时期为自己带来了灾祸。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程蝶衣因抽大烟，嗓子损坏。袁四爷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行刑，人们欢天喜地。程蝶衣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戒掉了大烟，又开始唱戏。人们的观念也有了新的改变，国家剧团对于京戏的研究分成了新旧两派，程蝶衣是旧派，遭到新派徒弟小四儿的反对。小四儿是程蝶衣成角儿时捡的一个孩子，在新中国却成了迫害程蝶衣与段小楼的毒蛇。程蝶衣坚信从一而终，倔强无比，烧毁所有唱戏行头，从此不再唱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的心灵扭曲，互相指责，互相揭发，隐私全无，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程蝶衣痛恨菊仙抢走段小楼，痛骂菊仙是妓女，段小楼与菊仙划清界限。伤透心的菊仙穿上婚装上吊自杀，段小楼与程蝶衣从此成仇。
自那，十一年后，程蝶衣段小楼重逢，再唱《霸王别姬》，往事一幕一幕，程蝶衣拔剑自刎，结束了自己多灾多难的一生，诀别了自己深爱的楚霸王段小楼，那个社会怎么能容得下同性恋的存在，程蝶衣的感情注定没有结果。
这部电影的演员都是中国实力派演员，把人物刻画地逼真，再现了以往年代人们的生活，以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人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
程蝶衣为爱为京戏艺术的一生，跟随中国历史的变迁，受尽折磨，却始终如一，只是他的感情为社会所不容，注定他生存的艰难。
段小楼，为人仗义，始终护着程蝶衣，但世道艰险，他总是惹是生非，他与程蝶衣的恩恩怨怨，总在催人泪下。
菊仙，口齿伶俐，聪明倔强，只是妓女出身。与段小楼恩爱，惹怒程蝶衣，三人之间的纠葛，在文革的批斗时达到高潮，菊仙上吊自杀。
一出一出的悲剧，人生的艰难痛苦，时代的悲哀，也让人感受到如今的年代，还能称得上幸福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让普通民众都吃得饱穿得暖有事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世界”。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第二年他就随母亲来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同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去了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24年我由师大附小考人师大附中初一，三年后又考人高中理科班，只读了一年，又考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在附中读了四年，这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四年。母校的校风严肃活泼、校园整洁美丽。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日薰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知书达理、勤奋好学的风气。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都领先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钱学森和汪德昭、昆仲三人以及马大献等众多的科学家;我国第一代交响乐指挥李德伦等仅是几个突出的例子。在教师中则有徐名鸿、石评梅等思想进步的老师。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看，使我受益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我的恩师们。四年里教过我的老师不下20位。现仅对三位印象最深，同斑同学们至今聚会时津津乐道的恩师写一些片断回忆。
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赵海天先生。赵先生毕业于师范大学，个儿不高，胖胖的，一口北京话，上课总是一张笑脸。但讲起课来则非常认真，对学生的预习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记得那时英语课每周五小时，每堂课下课前，赵先生总是要求学生要预习下一课，将生字在家中先查字典，在单词本上注上音标，选出恰当的词义(“讲儿”)。第二天一上课。赵先生就先点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写出生字并注上音标与词义。如果前一天在家没有完成预习，在黑板上写不出音标和词义，就当场出洋相。这样的要求日复一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养成了查字典预习的习惯，这也为我们学生的外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和高一有两年的数学老师全是程延熙先生。他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大鼻子”，程老师体高而瘦，端肩且有些向右下倾，喜欢夹着点名册来上课。一口皖南口音，但讲课时口齿却非常清楚，一句一句地，有条不紊，极少重复，逻辑性又强。听了他的课觉得数学并不难学，复习起来也不太费力。程先生的板书好，尤其是画的几何图非常规矩。他画图时，先定好圆心，一笔下来，一定是一个闭合的圆，几乎与用木制的大圆规教具画的一样。
同学们对程先生的教学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他。但有时也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记得在高一时，王怀宗同学在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一个头部侧影，特别突出勾画出他那个大鼻子。我们全担心程先生来时，看了一定要大发雷霆。谁知，程先生走进教室，到讲台前，端详了黑板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说:“嘴吠小，鼻子吹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这反映了当年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学生们既尊重老师，又感到老师很亲切可爱。可惜，我在解放后有一次去看望程先生时，忘记向他谈起这段往事至今引为憾事。
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年代师大附中老师中最为学生称道的教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文章，念诗词，到了精彩段落或句子，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起来，说“妙哉，妙哉”、“妙不可言”一类的话。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或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董先生上课讲着讲着又走了题。我班高材生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罗!”谁知董先生耳朵很灵，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董先生讲课又走了题。这回大约是条件反射在起作用罢，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哄堂大笑，弄得林津红了脸，很不好意思。以后董先生不止一次地开林津的玩笑。就是在这样和谐的气氛中耳濡目染，使我们非常爱上董先生的语文课。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回忆起我们融洽的师生关系。
董先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似乎对佛经有兴趣，甚至有些信佛的迹象。七七事变，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震动使名士派的董老师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我的爱人陆士嘉(也是师大附中校友，董先生的学生，当时在校学名叫陆秀珍)由欧洲回到北京，打听旧日老师的行踪时，才听说，董先生在沧陷的北平，由玩世不恭的乐天派转变到参加革命，做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战后期，他又转移到解放区，参加了人民政权工作。解放后进城，担任华北革命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并改名为于力。知道内情的友人告诉我们，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钱教授就是董鲁安老师的写照。这令我和士嘉更增加了对董先生的爱戴。董先生不但是我们二人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恩师，他更是我们二人在解放后人生观和世界观转变的启蒙人。
以上短短的几段回忆只是我在母校四年受教过程中的片鳞只爪。每回想起当年在校时的种种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才发生在昨天。这四年的幸福时光对我后来在大学的学习以及在半个多世纪来的工作影响十分深远，以至到今天仍使我念念不忘母校和多位老师对我的亲切教导。
值此母校95周年校庆之际，写几段回忆，以表我对恩师们感念之情。祝愿母校将这种良好的教育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21世纪新中国的预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