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者，蝇营狗苟；活着，隐忍偷生。顾名思义，“苟活者”就是在社会夹缝中苟且偷生，活一天算一天的一群人，一群向来为社会所不齿的人。孔子说得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主张，经社会千年濡养，把苟活者和仁人志士划分得泾渭分明、高下立判，前者世人唾弃，后者万人敬仰，同时也为夹在前者与后者中间的世人给出了评价他人的标尺和永远轻松的良心——自以为与历史黑暗完全无关的理直气壮。
但是借用先生的一句名言:我还有要说的话。
猛士自不用说，如《箜篌引》中面对“公无渡河”的劝阻仍急急奔走白发老人，如三一八惨案中以刘和珍君为代表的四十七位青年，我们之所以认定他们是猛士，想必为的是他们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向死而生的勇气。“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是舍身取义，是美德，是仁的最高境界。关于这一点我并不否认。苦难之中有信仰已是不易，为信仰殉道则更是艰难。人总要相信点什么，与它是否正确无关。
“苟活者”则是一个颇为争议的群体，从有《史记》载的春秋战国到今天数千年，有据可查的死难者相较于全体而言已是微乎其微，更别提其中无数想苟活而不得者，由此来看其为数者不在少。然而，提起苦难时，出声的是受难者，甚至也有少数良心发现的施虐者，而大多数总是沉默。沉默的人，有以为不必出声的小市民，有不知如何出声的“引车卖浆者流”，有欲出声而不得隐忍着的有识之士，自然也有奴颜卑膝的包衣奴才。
我还想说几句的，就是第三类人。
历史的洪流由每一滴水汇聚而成，而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大小，有各异的表面，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因此，当我们自以为手握生杀大权而臧否人物时，往往将他们一概而论，却忘却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忘却了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也忘却了自己沧海一粟的渺茫，忘记了这权力并不属于我们自己。
首先，承认自己是“苟活者”的人是可贵的，甚至是可敬的。比如巴金他晚年时面对来访的记者说:“我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一部作品。”《随想录》是什么呢？这是中国右翼知识分子反思的起点，也是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对自己心灵的痛苦拷问。他悲恸，他痛苦，他自我忏悔，他长歌当哭。这部作品的文学性不如《家》《春》《秋》浓墨重彩，但贵在说真话，讲事实，抒真情，在字里行间中隐忍的痛苦和文字背后清醒的良知。有理想的人迫于现实成为“苟活者”时，就背上了一个十字架，而有良知有勇气的人选择把它赤裸裸地展示给世人看。
其次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而为了一个更高远更神圣的远方，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比慷慨赴死更为可贵。春秋时为知己者死的豫让，汉朝时写下了这个故事的司马迁，面对不同的岔路口做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活下去。一个是以死报知己，一个是以生酬己才。自然，有外人的冷眼和讥讽，有亲友的不理解和苦劝，却也有多少次午夜梦回骤然惊醒时深深的不甘和自我怀疑。死，或许可以说是灵魂的安宁，近得伸手可触。而生的艰难和希望的微茫，像天边的晨星一样，遥远而又难辨虚实。但就是在这样的十字架下走出了苏武，走出了勾践，走出了仲尼、左丘明、孙子和吕不韦，走出了书写他们精神的司马迁。
在群体的狂热、专横中，又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沉默、茫然中，走出了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经历无数磨难遍尝世事的冷暖之后，依然选择活下去，选择忍辱负重地背起沉重的良知，朝向远方微茫闪烁的希望，一步步艰难行进的人——
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中华文明千年仍延续至今的顽强和坚忍，他们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