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使我们只能“宅”在家里。
这个病毒是2003年非典（又称SARS）病毒的近亲。它有这像花冠一样的“触角”。因此，它被取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今天，湖南广播电视教育频道，播出了《在战“疫中成长”》节目。看了之后，我深受启发。我知道了“宅”在家，也有“宅”在家的快乐。比如：在家可以玩玩具、踢足球、打羽毛球之类的活动。
我还知道了一些知识：
1、敬畏生命：如果没有人类的猎杀和贪食野生动物，也许原本寄居在动物身上的病毒并不会侵袭我们人类。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惩罚。
2、积极主动：面对疫情我们国家不慌张，而是积极应对，把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3、明辨是非：这些天里，我们常常在网上看见有人说什么这个病毒无药可治，只有依靠全球的什么才能治好。而我们要做一位不信谣、不传谣的好市民，这样才能稳定我们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更有信心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4、坚持自律：我们要不出门，不给国家添乱，在家里我们应该利用时间搞好学习，为开学做准备。
从来都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正是那些“白衣天使”们，才会有我们这安定的生活。我想说一句：“您们辛苦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背水阵”和“失街亭”这两场战斗的导演者韩信和马，在战前都想以少胜多，理论根据都是《孙子兵法》中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但是，战争结果却完全不同:韩信大胜，马却兵败身亡，贻笑大方。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从战斗的性质上来分析一下。韩信的背水阵是进攻，因而战役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马诬要进行的却是防御战，且不是短期的防御。从这一点，我们应认识到:马傻以两万兵去迎战十几万敌军，这场战斗本身就不该进行。防御战之胜负，取决于是否守住了阵地，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守方不应以攻求胜(也非绝对不可以攻为守)，况且是守方以少数兵马去进攻!我们不妨假设一下:马诬以少击众，并获胜了，那己方也必有损失。这根本不符合长期防御的精神，只会给以后的防御造成困难。这是马傻在战略上犯的不容忽视的错误。
其次，我们从战术运用上来看一下。韩信的背水阵在战斗中起极大作用，但要注意，不是关键的作用。韩信所指挥的这一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两千骑兵偷人赵营，换旗易帜，·以引起赵军的混乱。而就在这赵军混乱的时候，自己一方的士气正值高涨，于是就一举将敌击溃。也直到此时，战胜敌人的目的才真正实现。显而易见，韩信没有存此奢望—在背水阵中击垮敌人。背水阵在整个战役中起的作用是力图挡住赵军的攻打，为“易帜”创造机会;而“易帜”反过来也给背水阵中将士的出击败敌创造机会。根据以上分析，我想可以这样认为:韩信的“陷之死地而后生”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直接将敌人击败。
而马谩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他企图单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兵法来取胜，因而没有让王平来策应战斗。
这样看来，两位将领都依据“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来布置战斗，但他们对它的具体运用是不一样的。韩信用在一个对战役有极大关系的地方(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不是决定性的方面)，马傻却不免简单化地运用在整个战役上。这是易被读者所疏忽的。
对以上分析还有一些补充:马傻的时间观念相当淡薄。他屯兵山上，待敌围攻，然后再杀下山来。这样，就显得时间感不紧迫。俗话说“夜长梦多”，马误如此筹划，出纸漏的机会就很多。因为将士们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退缩、投降等生路。这使“陷之死地而后生”的作用大为削弱。而背水阵则大不相同——兵士们面对刀枪只能拼死战斗，否则只有一命呜呼。
此外，战前的一般考虑，两人也差异甚大。韩信确知李左车之计不用后才进兵，表现得很谨慎。他确信敌人绝不会以少数人进攻，为了充分发挥其人多的优势，一定会倾大部而出，这样夺营易帜成功的把握就很大。而这个关键一解决，那就稳操胜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才大胆发动了战役。马傻则过于自信.有些傲气。他没想到敌人兵多势众，可以坚壁拒战，困死自己。而自己的人马在绝望中攻击，内无补充，外无救应，仅凭一时的硬拼，成功把握不大，甚至近于冒险，这便等于把主动权让出不少。还有一些因素，可说明马诬不能取胜。例如:他不善听取别人意见，过高估计蜀军的战斗能力，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韩信的计划表面上不十分复杂，但却很周密、完善，从各方面去研究一下，几乎可说是无懈可击;马却由于他首先在战略上，其次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所以他的失街亭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