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的故事
1930 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 “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只念过初中。熊庆来惊奇不已，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
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几年之后，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1930一1936年我在师大附中上学，现值母校95周年校庆之际，让我以深厚怀念之情，回顾在附中上学的情况。
(一)
“一二·九”运动中师大附中站在抗日救亡斗争的前列。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合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眼看就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平津危在旦夕。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在党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经地下党组织发动，又举行了一次一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16日一早，反动警察就封锁了师范大学的东门，附中同学也出不去。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从西便门冲到了和平门，站在附中西墙头上的附中同学纷纷跳下去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最初有五六十人，后来增加到上百人，其中还有个别教师和工友。这支队伍在天桥、前门召开市民大会后被阻于宜武门外，直到傍晚。校内由李德伦等同学用从校方借来的钱买了大饼、开水送来慰问。晚上八九点钟游行队伍向菜市口行进，在校场口一带被警察冲散，围进死胡同里，有的挨了打，有的负了伤，李德伦头上被划了一个口子。
1936年1月2日，平津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在党领导下深人农村进行宜传。附中参加南下宜传团的开始时只有我和袁汝墉。途中又来了郭一鸣和王乃方，我们编在师大小队里，由师大领导。一个月的下乡宣传，锻炼教育了我们，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1936年2月1日在石附马大街女师大召开全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成立大会，我代表附中参加。会上通过“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约规”。会后，在附中建立了“民先队”，到1936年暑假，附中“民先队”成员已有72人，成为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也是全市中学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分队。
1936年2月我参加了共青团。1936年秋天，有团员十几名，年底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那时附中的团员大部分转了党，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
现在看来，“抗日救亡”是很平常的道理。谁不爱国?谁愿意做亡国奴?但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抗日救亡”被视为“共匪”，要遭到镇压。是抗日救亡，还是屈膝投降?每一位同学都要在两条不同的道路面前作出选择。通过“一二·九”运动，许多同学受了教育，认识到只有按照党指引的道路才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为了在附中展开抗日救亡运动，我们组织歌咏队，大唱救亡歌曲;组织时事讨论会，使同学认识形势的发展;出壁报、演小戏、组织香山露营等，用各种形式把同学广泛地动员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事实的教育，使原来埋头读书的同学也积极投人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的表现很出色。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大多数进人了抗战前线、解放区或大后方。抗日救亡大潮锻炼陶冶了一批专家和干部。
(二)
附中在教学上有一整套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总结，我的体会是:
一、老师学识渊博，素质高，业务熟，经验丰富。
附中老师都具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教龄，有不少老师是师大的讲师、教授。如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治学育人有道，与蔡元培一样是受人尊敬的教育界泰斗。附中老师几乎人人著书立说，如策鲁安、王鹤清、李士博、韩问渠、韩满庐、徐弼光等人都有自己的专著，编辑出版教科书，自编自教，当然得心应手。他们上课时边讲边写，每课的中心内容，关键所在都是清清楚楚，深人浅出，绝没有拖泥带水。每课讲完还有五分钟光景，可供学生提问。
二、起点高，循序渐进。
附中是难考进门的。1930年初一年级收120名新生，内有三分之一是女生，报名的1500人。1933年高一年级收100名新生，报考的有1300人。当时学校有规定，初中毕业时大多数课程得90分以上，可以保送高中免考，我班有三名同学被保送。某科得90分以上可以免考这一科。我当时有三四科免考，考了第三名。
学校的课程起点高，高三理科方面已学完了大学一年级课程。像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高等物理、有机化学等，都是英文版课本。英语课上还选修外国著名小说。
这么多课程，学生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不是。因为从初一就一步步严格要求深了起来，循序渐进成了习惯，没有感到作业负担重。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经常不上课。1936年考大学前三天才拿起书本，可以说毫无准备，但还是考上了大学。以此证明附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在大学读一年级时也毫不费力，等于把附中的高三课程又复习了一遍。
三、严格的管理。
学校有一套管理制度，无论教学、行政、人事、后勤等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
附中每年有师大毕业生来实习。实习生讲课，原任课教师也来听，事后还要补充或重讲，一点不含糊。考勤发奖牌，上课时老师点名划到，一学期没缺课期末发给一个奖牌，椭圆形中间有个“勤”字。如果三年都没缺课，除奖牌外，在大门口公告栏上公布名字，那是很荣耀的。
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不搞惩罚限制。当时校门在南边，一出校门就是厂甸。每逢春节，厂甸市场开放，我们中午就去逛，买些小吃，还买小玩具，泥制的小兔小狗，一动一点头，我们把它放在黑板上边，老师一写字小兔小狗就点头，同学就在下边笑。我们以为老师一定发一顿脾气，狠狠批评，结果不然。几位老师全一样，照讲不误，一直不理睬，大伙觉得没趣了，干扰课堂是不对了，便主动收起玩具，不再闹了。
教职工各就其位，忠于职守。负担全校理化生实验的刘惟一老师，一个人管那么多仪器、试剂，却井井有条，显然有一套科学管理方法。
四、全面发展。
功课这么多，群众性体育活动却非常活跃，锻炼成风。课间操、早操坚持不懈，学校里经常组织比赛。排球是附中拿手，在全市屡获冠军，常胜不衰。和大学队比赛也不在话下。师大有位陈教授，他女儿是附中学生。无论校内校外比赛排球，陈教授每场必到，一站半天，还临场指点。赛后，他自费请队员们吃顿饭，这可算是一位球迷老师了。这样的热心分子不止他一个。
足球在联赛中也常名列前茅，田径也是中学里的高水平。
学校西北角有个图书馆，可容800至900人开会，存书不少，环境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图书馆内墙上是各班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办的墙报，多达七八种。1934一1935年，我和刘植岩共同办过一个墙报，以诗歌散文宜传抗日。
“一二·九”以后，革命歌曲在校园内广泛传播。《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码头工人歌》等，越唱越有劲头。有人说，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就是共产党，同学们不管这一套，照样唱啊唱!
(三)
重视培养一个好校风。
附中一直重校风建设。校歌对校风有一个明确要求，这就是“正正堂堂本校风”、“莫忘了诚爱勤勇”。我很怀念这首校歌，它鼓舞我向上、自尊、有理想。“诚爱勤勇”，这是校训。老师们率先以此律 己， 他们朴实无华、敬业钻研、科学育人，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们勤奋学习、艰苦朴素、团结友爱。
“正正堂堂本校风”，一方面说我校校风好，一方面要求我们正正堂堂做人、做事。培养了我们自尊、自信、自律，做一个高尚的人、为社会做点事的人。
校歌中还讲“附中是海，涵真理无穷。附中是神，愿人生大同”，指引我们有理想、有迫求，向往大同世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最后，校歌要求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这是我们学生的职责，是大革命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
回顾过去的校歌，我以为吸取其中精华，一定要继承附中的优良传统，重视校风建设。
(四)
庆祝建校95周年，祝愿母校在党领导下，继承发扬母校优良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母校办得更有朝气，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母校正在蓬勃发展，阔步走进21世纪。历史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过去的胜利是靠党领导，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要靠党领导，培养21世纪接班人还必须靠党的领导。
教育寄希望于教师，殷切祝愿老师们继续严以执教，当好人民的育英人。
祝附中扬起新帆，在21世纪破浪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