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蔡锷 ”有关的作文

1916年8月，护国运动刚刚结束没有多久，蔡锷因积劳成疾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军务，赴日本进行治疗。11月8日，不幸逝世于日本福冈医院，享年只有34岁。

关于蔡锷的死因，众说纷纭，说他死于劳累和肺病的还算正常。其中一个最风流的说法是，因为蔡锷经常出没于风月场所，结识了妓女小凤仙，不小心染上了梅毒死去。

其实蔡锷一直患有肺结核，身体虚弱，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不得不从北京逃出奔向云南，一路舟车劳顿，令蔡锷不堪其苦，病情加重。后来又忙于护国战争，不得调养，导致咽喉肿痛，甚至不能发出声音。待到进入日本福冈医院，细菌已经感染了他的咽喉。蔡锷的身体，此时难以接受很大的手术，医生们已经无力回天，只好依赖药物进行控制和调养。

作为一个军人，只活了34年，这可以算作蔡锷辉煌人生的一大遗憾，他在遗嘱中写道:

“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墓位于长沙市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1917年4月12日自日本归葬于此。占地1620平方米，系岳麓山大型墓葬之一。1956年被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蔡锷墓位于岳麓山黄兴墓正下方、麓山寺后上方的山坡上，1917年4月12日自日本归葬于此。占地1620平方米．墓由冢、碑、石祭器等组成。墓地周围筑有石阶，广植松柏

蔡锷墓

、香樟．墓前左右有高大石级导人墓坪。

冢以花岗石砌成，上为花岗石碑，碑高约6米，成四棱形，通高7米。碑正面嵌铜板，上刻“蔡公松坡之墓”。墓周嵌汉白玉或青石24块，上刻当时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热河、察哈尔等省军政首脑撰写之铭文和挽诗。墓前置石祭桌、石香炉、石鼓。墓坪右侧通道两边，两棵高大古枫肃立。麓山寺一侧有蔡锷墓庐，门悬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白鹤泉下蔡锷墓庐，有介绍他生平事迹的文物图片。

整个墓区为古枫、松、柏掩映，1956年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蔡锷领导新军起义，光复云南，被推举为都督。因其名声与影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与恩师梁启超密谋反袁。在艺妓小风仙的掩护下，蔡锷潜回云南，率领旧部组织护国军，通电全国起义讨袁，经过浴血奋战，迫其取消了帝制。

清末，在变法维新的思潮影响下，青年蔡锷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获梁启超赏识。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东渡日本，结识了一批革命党人，倾心向往共和。1900年，蔡锷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

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投考陆军学校。1905年，满清朝廷实行“新政”。蔡锷回国担任广西讲武堂总办，伺机再举义旗，却遭误解。为避免事态扩大，蔡锷离开广西，到云南任新军协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1902年11月，蔡锷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派积极响应。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会员中的云南留日学生成立了云南支部，推吕志伊为负责人，并派人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云南的革命党人通过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发展革命力量。从10月16日到28日，昆明同盟会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布置起义事宜，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午夜起义。30日晚8时许，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9时发动起义。因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李根源赶到北校场带新军73标中的起义者从北门攻城。正在巫家坝做准备的蔡锷、罗佩金、唐继荛等闻讯，立即召集74标官兵，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整队出发，由东南方向攻城。激战至31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昆明“重九起义”获得成功。11月1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宣布对内对外方针。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被彻底推翻。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赴京，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掌握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蔡锷进京：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但此说并不一定准确。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央视和北京卫视相继推出以近代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将军为主人公的电视剧《护国大将军》和《护国军魂传奇》；央视播出的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以及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蔡锷护国反袁的情节。

对于蔡锷，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是他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一段故事，有人说他们是情人，有人说他们是知己，还有人说他们是同志，甚至在上世纪《知音》等影视作品播出后，有些人误以为小凤仙是蔡锷将军的夫人。到底真实的蔡锷将军是什么样，他与小凤仙的关系究竟怎样，他的红颜知己是谁？为此，记者专访了蔡锷将军的重外孙袁泉先生，他自小生长在蔡锷长子蔡端的身旁，对蔡锷历史颇有研究，著有《蔡锷大传》。

蔡锷的知音是潘夫人 而非小凤仙

问：最近播出的几部关于蔡锷将军的电视剧您看了吗？

答：都看过了。其实，“蔡锷热”的出现，并不为奇。将军1916年去世后，他的传奇故事一直以各种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年仅34岁就举兵护国，以少战多，最终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被民众誉为“护国军神”和“再造共和第一人”。历史上有著名的鸿门宴，而袁世凯给蔡锷摆下的“鸿门宴”，历时更长，情节更复杂。蔡锷精心布置、巧妙周旋，最后成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控；再加上他和风尘女子小凤仙有过一段交往，这些故事都让人津津乐道，并且家喻户晓。

问：您提到小凤仙，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影视剧中蔡将军和小凤仙的关系各不相同，有的是情侣，有的是同志，有的是知音。到底哪一种关系更接近史实？

答：哪一种关系都不符合事实。小凤仙幼年身世坎坷，母亲是偏房，受大老婆排挤，离家早亡，她随奶妈四处漂泊，以卖唱为生。根据京剧理论家许姫传记录的1951年小凤仙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她结识蔡将军时只有15岁，“那时常听他（指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由此可知她当时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水平。小凤仙在智识、思想等各方面都无法成为蔡将军的知音，蔡将军更不可能把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天机透露给一个懵懂少女。实际上，如果蔡将军把小凤仙当作“战友”，将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危险，对这个本已命运多舛的少女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而危险的事不让她知道，这才是对她的保护和爱护。

问：如果小凤仙不是蔡锷将军的红颜知己，那谁是？

答：是蔡锷的如夫人潘蕙英。1911年辛亥重九起义后不久，蔡锷在昆明与年仅19岁的潘蕙英成亲。这以后的五年中，潘蕙英从云南到北京又回到云南，始终陪伴在蔡锷的身边她为蔡锷生下了两男一女。就在蔡锷为护国而战时，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在前线，在病痛和艰苦条件的双重压力下，蔡将军给潘夫人写了很多信倾诉衷肠，有时甚至一天连写两封。当他听到二儿子出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他极想看看刚出世的小儿子与产后的妻子，还嘱咐妻子如何做好产后调理，心疼她的身体。适值护国军攻占四川永宁，他特为这个男孩取名为永宁以志纪念。另一封信里蔡将军说，要是有飞机能载我回昆明看看你，我的病不用药就能好了；还有一封信里憧憬着战争结束后偕妻出国养病。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积劳成疾，赴日本治病，潘夫人一直陪侍在身旁，直到他去世。这以后，家书成了潘夫人的精神寄托，始终带在身边。遗憾的是，蔡将军的烽火家书大部分都在后来的抗战迁徙中遗失了，只剩下9封（这些书信如今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但仅这9封信，将军对潘夫人的似水柔情已是跃然纸上。

有些人认为，蔡将军爱上小凤仙表现了他的多情重义，没什么不好。但一个深爱国家、深爱妻儿的将军却更加可敬，也更加真实。而且，蔡将军在北京密谋反袁时，真正的知情者也是潘夫人，协助蔡将军的也是潘夫人，而不是小凤仙。

以往的影视作品，无不热衷于描写蔡将军离京时小凤仙如何柔肠寸断、痛不欲生，却无视作为妻子的潘夫人的感受。当一个妻子得知丈夫将抛下自己、为国家而献身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创作者们不妨静心体会一下。蔡将军去世后，潘夫人剪下他一绺头发绾在自己的发髻里，直到终年。这是没有经过编造、加工的真情实感。

问：听说《知音》等影视作品播出后，蔡将军的后人也受到一些困扰，有些人以为蔡将军和小凤仙是夫妻，小凤仙是你们的先人。

答：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也很无奈。

《护国军魂传奇》某些情节画蛇添足 不符真实历史

问：那剧中的蔡将军和真实的蔡将军又有多少差别呢？

答：文艺作品是创作出来的，必然有加工和虚构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苛求它与事实完全一致，当然也不能相信它就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作品可以任意杜撰。上述影视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远离历史气场，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凭空想像当年事。《护国军魂传奇》中更有一个情节，是我无法接受的。

问：是什么？

答：围绕“假顺天时报”展开的情节。根据袁世凯女儿的回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圆自己的太子梦、皇帝梦，不遗余力地撺掇袁世凯称帝，甚至不惜印刷假《顺天时报》，伪造支持帝制的民意和国际舆论来欺骗袁世凯。这件事到了《护国军魂传奇》中，印假报纸居然成了蔡锷授给袁克定的锦囊妙计。这一杜撰极为不妥。编创者自以为是表现了蔡锷的神机妙算，却忽略了政治道德。如果蔡锷真是先下套诱骗袁世凯称帝，再出来反对，那岂不是成了耍弄阴谋诡计以沽名钓誉的小人？《护国军魂传奇》中这一画蛇添足的情节矮化了蔡将军，这一荒谬的杜撰比编造“锷凤恋”更令人不安，因为它大大贬低了蔡将军的人格。

问：可是我听一些看过《护国军魂传奇》的人说编得挺热闹，挺好看。

答：蔡锷将军之所以近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敬仰，前期是因为他的道德精神被人们仰慕；改革开放后，《知音》等文艺作品，将观众的关注点转移到蔡将军的传奇性上。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蔡将军的传奇色彩仍在被过度渲染，他的个人魅力主要通过与袁世凯的对抗来表现；而袁世凯则被描绘成一个大魔头，把袁、蔡双雄会演绎为简单的正邪之争。无论《护国大将军》还是《护国军魂传奇》，大致都是这个路数。不得不说，编创者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是肤浅的，表现手法也是幼稚的。

我不认为要热闹、好看就必须牺牲对人物的深刻塑造，关键还在于编创者对人物思想、品格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设计情节必须服务于塑造人物。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每一集诸葛亮都在为如何从孙权那里多骗几十斤粮草、怎样从曹操那里解救华佗这样的事掐指算计，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护国军魂传奇》中就有太多的事是不应该蔡将军去做的。蔡锷是一个一心报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将军。尽管时代的晦暗、官场的污浊使他有志难伸，他有不满、有失落、甚至有痛苦，但他没有放弃。当袁世凯选择背叛民国，蔡锷不顾危险，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上。在护国战争前线，病入膏肓的蔡将军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支撑着数千护国军与数万北洋军奋战到底，所以他被誉为“护国军神”、“近代军魂”。可惜，这些深沉的情怀、震撼人心的情节，剧中都没有表现。我们看到的是把那些貌似紧张、实则荒诞的情节安在蔡锷身上，使他成了神出鬼没、出生入死的侠士，成了余则成，成了佐罗。所谓“护国军魂传奇”，不见“护国军魂”半点影子，只有离谱的“传奇”充斥全剧，实在令人遗憾。（拾年）

关于蔡锷于小凤仙的一段情，开始蔡可能有“狎妓”以麻痹袁的意味，但人都有自身弱点，饮食男女在所难免，何况民国初年政府大员纳妾嫖妓也是寻常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相传蔡锷病逝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少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另有一番深意。

正史之中并没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甚至连她的生卒日期都没有能说清楚，她曾是名动公卿的名妓。

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囚禁，更因为与蔡锷的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被人传颂，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段爱情被拍成名叫《知音》的电影。

1915年末，蔡锷称和小凤仙游玩并趁机逃离北京，回到云南，通电讨袁。次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同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

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蔡锷的离世带给小凤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小凤仙不知所踪。

小凤仙在沈阳最后的爱与哀愁

1949年,她隐居沈阳。成为4个孩子的继母。1954年，她在沈阳离世。

1998年，孩子们才知道，继母“张洗非”原来就是小凤仙。

在沈阳的大东区和皇姑区两地，找到了陪伴过小凤仙度过最后岁月的三位老人———李有才夫妇和李桂兰。

小凤仙是李有才和李桂兰的继母，李桂兰和小凤仙共同生活了5年。三位年龄加起来已有200多岁的老人回忆着尘封了50多年的往事……

李桂兰认为，小凤仙嫁给自己父亲的原因是，“早在建国前，我父亲李振海就是大帅府的工作人员，小凤仙总去看望赵四小姐，我父亲完全有可能那时候就认识了小凤仙。两个人有个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特别爱听评书。”

1949年，丧妻的李振海娶回了小凤仙。刚进门的小凤仙立刻成了4个孩子的母亲。

这个新过门的母亲与周围的女人有着那么多的不同，“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李桂兰的哥哥李有才回忆说。那时候李有才20多岁，“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很少回家，和继母接触最多的就是妹妹李桂兰。”

“爱美，整洁，不爱干活。”是李桂兰总结小凤仙的最大特点，“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

看着与众不同的继母，李桂兰忍不住好奇：“你为什么要把手帕别在旗袍旁边呢？”对于类似的问题，小凤仙只是浅浅一笑，从不作答。

可是，总有小凤仙欲言又止的答案。“继母特别喜欢一张照片，她总是拿出那张照片静静地看，看照片时也从不忌讳我们，那是她和一个年轻将军的照片。”70多岁的李桂兰回忆，“照片里的男人很英武，肩上有着很大的章，衣服上还有很多金黄色的穗。我就问她，‘这是谁啊’，她还是淡淡地一笑回答，‘这是一个朋友’。”

李桂兰家里的生活来源完全靠父亲在支撑，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即使这样，小凤仙依然过着悠然的生活。

“她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洗自己的衣服，从来不做饭，但是生活却很有规律，每天早晨自己出去遛弯的时候，都会在外面吃过早饭。”对于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继母，李桂兰从不敢心生埋怨，“因为无论从哪看，她都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小凤仙和梅兰芳见面，证实了李桂兰的猜测。1951年初，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下榻于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小凤仙和梅兰芳联系之后，得以见面。

“第一次还是我带继母去的，因为那时我在政府工作，可惜第一次没有见到梅先生。第二次，继母带着妹妹李桂兰去看望梅先生。即使那次，我们也还不知道，继母就是小凤仙。不过看到梅先生对她的客气，隐约猜到，继母决不是普通人。”李有才回忆说。

那次见面后，梅兰芳托人解决小凤仙的工作问题，小凤仙被安排在省政府幼儿园里工作。

1954年春，小凤仙患上类似于老年痴呆和脑血栓的病症。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陪伴小凤仙的是李有才的妻子佟桂英。

在小凤仙患病之前，佟桂英就已嫁进李家。“婆婆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时候，无论街道组织什么活动，婆婆都积极参加，有时候还拉着二胡唱上一段，宣传党的政策。”

佟桂英同样看过小凤仙的那些照片，而得到的答案始终只是：“婆婆淡淡地一笑。”

患病后的小凤仙，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红颜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谁也不能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邋遢女人和那个倾国倾城的小凤仙联系起来。想来，短暂清醒之间的小凤仙是无比痛苦的。

对于小凤仙准确的死亡日期，李桂兰的回忆是，“应该是在1954年的3月份，不过，那时候我正好怀孕，所以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

或许是50多年的时光流逝，让一段记忆变得斑驳陆离，李桂兰的哥哥就有着与妹妹不同的回忆，“葬礼我去了，父亲把继母最喜欢的照片放进棺材里，其他的都烧掉了，我记得应该是秋天的时候。”

很难判断，小凤仙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自幼被卖到青楼，当然不幸，结交蔡锷，维护共和，斗智袁世凯，这些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弱女子所应承但的重任。她和蔡锷之间的爱情，宛如一幅充满激情的油画，厚重而又热烈，不求被人接受，只求于己回味。

其实，小凤仙根本不会在乎后人如何猜测她，因为早在几十年前，视小凤仙为红颜知己的蔡锷，就已经给出小凤仙和所有世人一个答案了，蔡锷送给小凤仙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不信美女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洞口县）人，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学生时代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

蔡锷

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1]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蔡锷生平(20张)

“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1]

蔡锷进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2]。但是，1915年5月25日[3]，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4]。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

护国军起义形式图

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5]。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四川战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6]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7]

逝世

岳麓山蔡锷墓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