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风和日丽，阳光真晃眼，七七准备背上她心爱的小书包去外面看看。
七七一边走着路一边自拍，嘴里哼着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她看到一条小路通往油菜花田，就走了上去。
不知怎么回事，一群牛挡在了七七的前面，还很悠闲，哞哞地叫着。
七七弯着腰笑了笑，礼貌地说道：“牛兄，我要过去，你能让一让吗?”
牛非但没让开，还瞟了个白眼，“哞哞”叫，心里想：这人说啥呢，我咋听不懂。继续向前走。
七七怒了，纵身一跳，骑到牛背上，说：“你不走就不要怪我不仁慈了。”七七解开围巾，打起牛来。
牛一惊，开始反抗了，上下不停跳动，一甩，就把七七弄下来了，得意地“哞哞”叫。
七七一个跨步，又骑上了牛背，急急地抓住牛的角，向上拔，疼得牛大声惨叫。
牛生气得用头顶树，想让七七快点下来，开始奋力逃跑，使七七坐立不安。
七七往后靠了靠，抓了下牛尾巴，牛一个飞踢，把七七弄到了天上，七七在天上，双手合十，使出了如来神掌。
结果牛没有中招，反而使出了牛群之首的绝招“牛顶冲天”，将如来神掌顶了回去，“哞哞”叫起来。
七七被如来神掌击中后，进了手术室，没想到主治医生是小病变大病的肖恩，他说：“腿没用……!”惊得七七下巴都掉了，以后再也不敢去油菜花田啦!
夜晚的都市在雨天中有着别样的美感，霓虹灯的色彩被倒映在钢铁路面的水洼上，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与以往不同，这里是二零七七年的赛博化城市。
由于多年前某国的核污水污染了全球的水源，普通的肉体早已无法承受辐射造成的伤害，于是，一项职业由此诞生。它就是——义体医生。既然提到，那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正是一名义体医生，和旧时代的医生不同，我们没有药物，只有一个又一个的零件仓库。我们只负责改造不治疗，人们也会更加长寿。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如此安定的生活，忘了补充，我们并不会害怕雨水，只怕一堆并不真实存在的代码：电子病毒。
在二零七七年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安装义体，但它们都有相关的程序，如果被外界扰乱，会面临崩溃，义体的主人会感到不适，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里得不到杀毒的代码，义眼会渐渐黑暗，再动弹不得。除非有人发现你，久则只有等死。
多年以后，一种新的电子病毒代码被人为制造，城区有大部份人已被感染，但杀毒程序也被制造好了，我却因为工作忙碌无法抽空去购买它的软盘。直到一天，我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身后突然蹿出一个人向我冲来，他抓着一个电子病毒软盘对我脖子上的接口插了一下，霎时，我觉得头昏脑涨，发觉不对，便向最近的医疗站冲去，可无奈路程太远，我奋力奔跑却始终不见它的踪迹。
义眼中的画面渐渐错乱，一条条故障代码浮现眼前，身体也变得僵硬无法动弹，在一番挣扎后，我眼前一黑便没有了画面，一头倒了下去……
上大学的时候真是疯。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在考进北大之前，大都已经在社会上滚了许多年，手上厚厚的茧子，脸上淡淡的皱纹，可那童心就像久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放出来，膨胀得可怕。读书要拼命，玩起来也要拼命。什么野炊啦，自行车旅游啦，办刊物哇，搞文学社呀，闹腾得很。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突然决定，要演戏了。 记不起谁最先提起这个事的。好像是校学生会来了个干事，说年底要进行北京市高校学生话剧汇演，问我们谁会演戏。演戏有什么会不会的，不就是敢不敢上台的问题吗。我们回答得很冲。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在全校出了名，外面光传我们中间有多少多少能人，多少多少才子，连出小戏都演不了，不叫人笑话啦。再说，演戏本身是件极新鲜，极热闹，极开心的事呢。 听说我们要演戏，好多人给我们送来他们写的剧本。我们选来选去都没有太中意的，只得先定下两个，一个叫了海滨来客》，是外系学生写的，一个叫《美丽的爱情》是班里同学李春写的。
《海滨来客》讲的是一位部长的女儿到某海滨她父母旧日的老部下家中度假。消息被一伙匪徒得知，他们拟定了一个劫持计划。女匪首亲自出马，化装成部长女儿的模样，同时出现在那个老部下的家中，两个姑娘真假难辨，闹出一连串荒唐、滑稽的笑话。我演真的部长女儿，黄蓓佳演那个假的，由于台词写得不甚合意，我们决定每个演员根据情节即兴创作。结果，到了正式演出，每演一场，台词都有一定的变动，这随机应变而产生的火花，常给人妙语横生的感觉，逗得观众乐不可支。记得当时观众最喜欢剧中那个警察的角色。他是由新闻专业的杨迎明扮演的。杨迎明很壮实，高身量，黑而胖，穿上一身警服，歪戴帽子，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加俏皮话，一举手一投足活像个国民党兵痞。只要他张嘴说话，台底下便拍手跺脚，反应极其热烈。就连其他演员也常被他弄得忍俊不已。
演戏是最忌“笑场”的，万一哪个演员在关键情节“扑味”笑出声，买卖就砸了。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警告杨迎明“悠着点儿”。不过这也真不容易，甚至挺痛苦。比方说戏演到尾声，有一情节要求女匪首掏出手枪对众人进行诱惑、恐吓。我们每每看到黄蓓佳摸着一把玩具手枪张牙舞爪，心里都笑岔了气，只好拼命忍住，坚持到大幕拉上，才抱着肚子滚倒在台子中央。《美丽的爱情》也是部小喜剧，角色大都是由我们班上的同学扮演的。演员演得很松弛，本子的生活气息也较浓，所以剧场效果相当不错。这两部戏连演了一个星期，场场“爆满”，我们都很得意。 好在我们并没有被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明白，这两部戏仅仅流十“闹”的形式，演员开心，观众也开心，其他方 ........................ 班扭肠拼犯妞扮翻口且妇抓且月翻具演戏面却幼稚得很。真要把这种戏推上去参加大学生汇演，未免 “丢份”。正当我们愁得厉害的时候，班里同学陈建功自告奋勇，答应专门为我们写个本子。 陈建功在学校可是有名人物，小说写得好，全国得奖，为人又稳重。他曾搞过话剧、电影剧本，写部独幕剧，当然手到擒来。我们眼巴巴盼着，觉得那几日他的表情格外严肃、认真。 剧本脱稿，名字叫“良心”。我们传阅一遍，一致首肯。剧本反映的问题在当时看，是较尖锐的。 一个和睦的家庭。慈父娇女，姐妹相爱。然而，这种温馨气氛却因一位上访的瞎老人的出现，被破坏了。老人是为自己二十多年前蒙冤而死的女儿上访告状的。面对瞎老人的哭诉，在某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显得神色惶惑，原来，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制造那起冤案的元凶。能够揭露这个事实的惟一证据，是老人女儿留下的一封信，围绕着这封信，故事展开了 ……显然，这个剧本的政治性很强，但它又不是生硬的说理，而是以情感人，所以具有相当吸引力。大学生的神经是最为敏感的，我们在创作冲动之余，深知这个剧本将在观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角色定一了。曾在《美丽的爱情》中扮演父亲的刘志达，在这部戏里仍演父亲，从没演过戏，但浑身都是文艺细胞的李彤，承担了瞎老人的角色，黄蓓佳演姐姐，我演妹妹。
排练没有开始，学校里已经纷纷扬扬传说七七级文学专业新搞的话剧如何如何。每次对台词，无论地点在哪儿，都有人赶来旁听，弄得我们怪紧张的，也格外卖力。不过，对这个戏最上心的还属陈建功。他是排练的必到者，核心人物，常对我们提出想法和要求，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做深沉状。为了增加我们的悟性，陈建功专门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了一位老导演给我们排戏。 老导演抱着胳膊坐在台下，我们一段段地演给他看，不时被他叫停。“你应该这样，这样……”“应该自信，放松，认为专业演员也不如自己……”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可要立马儿在这位真正的导演面前建立起超过专业演员的优越感来，还费点劲儿。那位导演对李彤的表演最感兴趣。他叫住李彤，询问李彤看过几回话剧《茶馆》。李彤答，七、八回吧。他点头，称李彤的表演活脱《茶馆》里于是之的模样。
我们细看，果然偷了《茶馆》最后一幕里那位穷愁潦倒的老掌柜的形神，闭着眼听，简直可以以其之假，乱于是之之真。我们惋惜于是之没能看我们排戏，不然，他定会为自己多了个传人而高兴。 戏排好了，贴出老大的海报。学校领导，学生会干部和许多中文系老师都来看我们的首场演出。办公楼礼堂坐得满满的。我们从幕缝中偷偷向下瞥，心里的滋味竟和前几次演戏大不一样。音乐起，大幕缓缓拉开，我觉着我的腿肚子开始哆嗦了。戏演了一会儿，我发现“爸爸”和“姐姐”的情绪也都不那么正常。刘志达说着说着，竟然忘了回台词，急得我和黄蓓佳直眨眼睛。好不容易，握到假“于是之”上场了。他一露面，就跌跌撞撞地扑向刘志达，喊了声“首长”。刘志达扶住他，说:“不要叫首长，叫同志吧。”“是人就是我们的首长啊!”李彤的话音刚落，台下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惜了。来不及细想，仿佛打了针吗啡，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往下一切都顺顺当当的。一个个的自我感觉那份儿好，到剧终时，每个人都快演“疯”了。台下反应和我们一样热烈，几乎隔不多久，便有一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走下台，看到谢冕、陈贻掀、马振芳等几位中文系老师的眼里都嘀着热泪。当然，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他平时最怕我们翘尾巴的，所以总敲打我们。
这回他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我们一共在学校演了四场。那几天走到哪儿，都听到有人议论我们的戏。 大学生话剧汇演的日子到了。我们一大早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已经是十二月底，天气相当冷。我们裹着大衣东跑西颠，打听化妆室在哪儿?一共有多少学校参加汇演?评委是准?中午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切没有明确答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进化妆室。因为占用的地盘大小和别的学校争执了几句;又因为把我们的戏排在靠后面，下午才能演，我们冲汇演工作人员嚷嚷起来。明知嚷没用，可还想嚷几句，仿佛这样才能稳住神儿，心里才踏实。看看别的学校，不得不承认人家的气派:全套的化妆用品，专业的化妆师还带着电吹风。新做的行头，衣服拎起来连个褶儿都没有。布景是一流的，做道具用的豪华沙发得四、五个人抬。我们呢，衣服是家常的，布景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
往好里说，是现代派;往坏里想，是穷酸。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了，仍觉得效果没有学校时好。谢了幕，我急着问陈建功，“怎么样?’’“不错，不错。”听他答话，我却感到言不由衷。卸妆的时候，有两个学校跑到后台向我们要剧本。见他们那样诚恳，我们才稍稍恢复了自信心。 汇演结束了，评选结果要待一个星期后揭晓。我们回到学校，面临紧张的期末复习考试，一时也顾不了其他的事。可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听说我们获奖了，一等奖，有奖状，有奖品。又听说对我们这个戏有争议，政治上太露骨，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后来，传说电视台要转播我们的戏，我们都兴奋一阵。等来等去音信渺茫，我们便凉下来。演戏毕竟是演戏嘛。 离开北大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好几年，经常天南地北地出差，免不了碰上几个校友。知姓名的，面熟的是少数。可只要他们提一句“过去看过你演戏”，我心里总要“坪”地撞一下，好像是发生了感情共振，忍不住要抓住对方，亲热地“侃”一番:那时我们在北大如何如何…… 王小平女，上海人。1956年8月生。197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编辑。
自“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不过六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全中国。7月27日日军攻廊房，28日攻南苑，30日平津陷落。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抗日战争。
师大附中是座有名的学校，随着平津陷落，师大附中也被日军侵占。操场成了日军养马场，尘土飞扬，马粪遍地，道路毁坏，大量马匹不时进进出出。
1937年9月师大附中成立校务维持会，举行考试，录取了初中一年级新生108名，但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报到的至少在20名以上，例如有的迫于生计弃学打工糊口;有的随家人内迁;有的则不愿进被敌人占领的学校而转学……
我们是1937年人学，在校六年，1943年高中毕业的。在这六年中，我们目睹日寇的残暴，亲身感受遭奴役的痛苦，不时发泄仇恨，从中我们也逐步觉醒到;应该努力充实、锻炼自己，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五十多年瞬间过去了。中学时代不少事情，深深刻印在脑海里，到今难忘。
(一)
人学后不久，各班受命都要翻桌倒柜，找出学生自治会尤其是“民先”队的文件、资料以及图章等，全部交上去。这意味着日寇的魔爪已伸人教育领域，矛头已指向革命的青年组织。
大操场被日军占领，一年一度的全校运动会从此停办。
我们进学校得走西河沿的北便门，或厂甸方向的南门。因为西门已被占用。
课间休息时也只能到南院的小球场，打打篮球、排球。
不准听短波广播。收音机都要送检，有短波段的全部被切除。日本法西斯对占领区的统治和奴役是无孔不人的。
(二)
师大附中校训原为“诚爱勤勇”，“爱”者首先是爱祖国，爱人民，在日寇眼中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为此，1938年7月学校当局被迫将校训改为“诚敬勤勇”。
地理课本是敏感的教材。万方样(致和)老师原决定用他本人编定的《地理》教科书，只嘱将某页某句删去、更改。但不久仍被告知，须一律使用统一印制的教本，不得违反。
历史课本亦采用统一教材。其内容仅限古代。不能涉及近代史，尤其是现代史的内容。
初三以上班级增加日语课。由日本人直接讲授。同学们无奈，只得应付。
修身课采用《论语》一类古书。
此外还进行什么“集团教育”。在操场上列队走步，定期检阅，实质是“军训”的开始，为其扩大兵源做准备。
又举行什么“防空演习消火。”这是预防中国空军的袭击，而用中国人做奴隶，来保护侵略者本身的诡计。
(三)
国文老师梅贻瑞(仲符)在我们初一年级入学第一天，给我们上了在沦陷区生活的第一课。他讲课时感慨万千、悲壮沉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注人爱憎分明的情感，印象颇深。
英语老师徐文异(弼光)，上课时讲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竞选，讲述了列强之争，世界各处对日寇侵华暴行的反应等等，大家最关心的时事。
地理老师万方祥(致和)，上课时给我们讲解当时北非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在当时，这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的讲话大大启发我们青少年的正义、爱国及反法西斯思想。日寇却要万般堵杀。后来因日寇迫害，老师出走，到了抗战后方。
英语老师吴定治(文仲)，在日寇占领时期，在办公室里经常讲起内地传来的，及欧美广播中的抗日战争的消息。隔壁房间有日籍教师，他毫不顾忌，正气凛然，令人敬仰。
英语老师刘世华(祝三)，谈到祖国多难时，每每流泪。他每日从什刹海住家到附中授课，往返车费要花去几乎全部月薪，但他仍坚持教学，他认为“不教好学生，于心不安”。
日寇侵占平津后，附中几个月都没有经费。老师们在没有薪金收人的情况下，忍受艰苦，用自己的积蓄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保证照常上课，使学校教学秩序照常运转。敬爱的老师们对学生、对学校，对教育事业、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何等崇高，何等伟大!
(四)
沦陷区物资缺乏，物价高昂、民生困苦。大部分同学中午自带午餐。还有不少同学到校门口的正兴斋饭铺买窝头、花生米、咸菜。边吃边聊，戏称之为“窝头饭团”。
沦陷区现代科技信息交流困难，文化书籍甚缺乏。同学们渴望读书，走访书肆，则古书古籍比比皆是。为此，博览书法、音乐、美术书籍，使一些同学后来发展成为书法家、音乐家、美术家。
(五)
对修身课，同学诸多不满。初三时韩文轩同学写了一个纸条放在讲台上。修身课老师看到后默然不语。其后，再也没来上课。高二时也发生类似事，表达了同学们的愤恨不平。
上地理课，难免激发同学们“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毕业歌》词)的悲痛。高一时也发生了罢课的事，最后由张景华(慕之)老师来接替前任而了结。
在礼堂上音乐课。平时校内不论课前课后，均异常寂静，听不到喜悦的歌声，更没有欢乐的笑声，沦陷区的天空是那样的低沉，气氛是那样的郁闷。一些高班同学在音乐课上表示不满，既不歌又不唱，作出无音的抗议。
(六)
我们在校六年中，班级里有一半多的同学由于多种原因离校。庄惠辰(琛)、王顺成同学结伴成行，克服种种困难，奔向大后方。曹德孙同学与其弟惠孙也同去大后方，不幸，惠孙遇难牺牲。唐曼候(张人道)同学初中转学，1943年高中毕业后即偕两个妹妹去解放区，后担任交通员，经常来往于北平、解放区间……
沦陷区生活条件恶劣，医药欠缺，以致金保同同学患脑膜炎、蒋毓乡同学患伤寒、褚师渊同学患肺病等，均未能医愈，英年早逝。
1993年，在我们离校50周年时，我们以近古稀之年又回到母校，与一些同窗团聚一起，既兴奋，又激动。毕业以后，大家历经艰辛，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奋斗了44年。如果说我们还是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工作能力的胚胎形成应追溯到母校附中启蒙教育时代。饮水思源，深深感谢母校老师的辛勤教导，怀念母校传统的熏陶。
当今天母校建校95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母校永远朝气蓬勃，永远保持并发扬优良传统，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