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的敢说与乐听初一作文
据载，宋真宗与大臣一起钓鱼，好长时间无鱼上钩，真宗好生扫兴。有个叫丁谓的大臣，在一旁看得清楚明白，便上前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原来是真龙天子把鱼吓跑了。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不快之情顿消。这个惯于说假话的丁谓后来挤掉寇准升为宰相。
现实中，真话一般不那么好听，多少带点儿刺，很容易引起领导不快，轻则脸呈不悦，拂袖而去；重则雷霆震怒，拍案而起，甚至给穿“小鞋”。如是，投机取巧者干脆改说无关痛痒的大话、套话、假话了。想说真话，首先就遭遇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1961年，少奇带队到湖南农村调研，叮嘱调查组成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群众开始都很紧张，不敢说话，少奇同志用真诚打动了群众，群众终于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
这件往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敢于说真话重要，而乐于听真话更重要，听真话乃是说真话的基础。如果说敢于说真话是一种胆量的话，那允许别人讲真话、乐于听真话就是一种度量雅量。有什么样的耳朵，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领导干部，要想群众讲真话，首先自己要能听真话。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乐于听真话，鼓励道实情，就能多一些发现的眼睛、思考的头脑，帮助决策者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这正是听真话的最大价值。
《吕氏春秋·壅塞》中记载：宋王得到消息，齐国要派兵进攻宋国，便立即派人去侦察齐军入侵到了什么地方。先后有三个侦察者因说了真话而掉了脑袋，第四个见状就对宋王胡诌了一通：“连齐军的影子都看不见，百姓十分安定。”宋王听了非常高兴，赏赐了他很多金银。结果没有几天，齐军便攻进城来，宋王也成了丧家之犬。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对于手中握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就会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如果一味喜欢奉迎恭维的虚话、大话、假话，只会使自己变得昏庸无知，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失败。如果领导干部听见的要么是谎言，要么是鸦雀无声，无形中就把自己与民意隔绝开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国古代有个叫裴矩的人，他在隋朝为官时是以阿谀奉承著称的佞臣，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刚正不阿的诤臣，深得李世民器重。对判若两人的裴矩，元朝名相拜住这样解释：“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这个故事值得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真话的敢说与乐听初一作文】
作文，最忌讳的就是写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空话连篇，不着边际，有谁愿意看呢? 明清时候，作文作的都是八股文，那时作八股文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进而弄个一官半职。八股文多半是引用圣人之言，作文的人只是为了以文求官—只是为了当官，就把怎样能写出好文章给扔掉了。那时把作文当作进身官场的敲门砖。 “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推行一种套话，鼓吹“假大空”，因为人民不喜欢它，所以这种作文法自然就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反对套话，反对“假大空”，就要提倡写真话。 我们的同学是为人民而学习的，将来是为人民工作的。
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都是有真实感情的，是真心真意的，用不着虚情假意，用不着说空话和套话。我们作文，无非是用文字来表达对人民对祖国的感情，所以必须用真实的感情去说话。 最好写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经历过的生活。这样，写起来自己会感到亲切，别人看了也容易受感动。最好不要写远离生活的东西，东拉西扯，生编硬造，自己糊涂，别人也看不懂。 我们提倡语言美，写成文字也应该美。
这并不排除写话，因为没有真实，所谓的美也就没有现实从础:美丽的木块堆积起来的建筑不是真正的美的建筑，而是一堆积木。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点追求作品的形式美，后来觉得没有真情实感的形式美的作品，看过给人留下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抛弃了形式主义，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人民的语言，懂得了人民的感情，在创作上才迈开了新的步子。 在学校里学作文是将来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走好了，将来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了。
有人说:“真话”就是“真理”。我的回答: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故事:小马要过河，可不知深浅。牛大伯告诉它:“水很浅，能过去。”小松鼠却说:“水很深，前天刚淹死了我的一个伙伴儿。”小马回去问妈妈，在妈妈的指导下，自己尝试着过了河。在这里，老牛和小松鼠对小马讲的都是“真话”，却都不是“真理”。所谓“真理”，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它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偶然而揭示必然，超越局部而统括全局。而“真话”，则可能只反映某个局部或片面的真实性，只是表面现象的真实性。老牛和小松鼠所说的深浅，相对于它们自身而言，完全是真实的;但当它们用这种“真话”去指导小马时，就变成了谬误，是毫无真理性可言的。
瞎子摸象，有的说它是树，有的说它是墙;坐井观天，就说天有井口那么大。这些大家所熟知的成语故事，都说的是同一道理。至于那些出于错觉甚至幻觉的“真话”，就更无真理性可言了。有一次，许多心理学家在哥廷根召开会议。突然有人闯了进来，后面还有人持枪追击，接着是混战…"""20秒钟后，混战结束，会议主席要求与会者写下事件观察报告。这是会议事先安排好的，当然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不过，事件如此惊人，不可能不引起在场者的注意。可是，在写成的报告中，却只有一篇错误少于2000}14篇分别有20%至40%的错误，25篇有40%以上的错误，并且在半数以上的报告中，有10%甚至更多的细节纯属是报告人的臆造。
当然，学者们绝非有意捏造事实，但他们却犯了把“假话”当“真话”的错误。可见，“真话，，和“真理，，不能混淆，“真话，，和“假话，，更不能混淆。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不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得出正确结论，因为人们没有重视“真话”同“真理”的区别，从而用主观代替了客观，用偶然代替了必然，用局部代替了整体，便出现了“牛大伯”、“小松鼠”、“学者”等等。
由此我又想到当前的情况。改革中出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也是事实。但要是拿这种“真话”去衡量改革的好坏，把这种“真话”当成普遍“真理”，便是一种谬误，一种混淆，这种倾向不利于当前的改革。为了民族的腾飞，国家的富强，我们应该正确区分“真话”与“真理”，运用“真理”去判断是非，而不仅仅满足于讲“真话”，因为我们毕竟不同于老牛和小松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