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着服装道具、载着男男女女的大车，一个又一个世纪在世界各个地方游荡。这些人永远是快乐的穷人，把废墟变成宫殿的魔术师，深知人类一切隐秘感受的儿童，一群组织起来的疯子!你那些自己也不能确切把握、没有利益计较的热情，在这个实用目的越来越清楚的生活里显得不合时宜、常常碰壁，便正好有戏剧来收容你。 然而它不是慈善机构，它向你要的，比给你的，要多得多。 —题记 1995年的秋天，我们这群被“扔”到昌平园的大一新生，睁着惜懂好奇的眼睛打量起这个荒凉的地方，有失望，也有希望。不甘寂寞的青春啊，很快地，宿舍楼前的“小三角地”布告栏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招新海报:昌平园广播电视台、昌平园园刊编辑部、昌平园新闻社、文物爱好者协会昌平会社·一 “北京大学戏剧社昌平园分社”!一直喜欢看话剧的我，心像被什么戳了一下，“坪J评”地跳个不停。
不过，还是在室友的掩掇下进了广播电视台。“戏剧社” 的梦被我叠了叠，藏了起来。 有一天，在四号楼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百来号口子里，我发现了一个面熟的男生。虽然彼此并不认识，但是我们曾打过一次小小的交道。借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他打了招呼:“嘿，北京的吧?”“啊?噢，对!”他一脸的莫名其妙。“我见过你，在北大英语口试的时候，我借给过你笔。”“啊?是吗?’’又作恍然大悟状，“那谢谢你!”不知他是否真的想起了我，但也算是认识了吧。后来，大家熟了，我知道了他叫邵泽辉，并且，居然是戏剧社的头儿。凭着这份交情，我就“走后门”加人了梦寐以求的戏剧社。 昌平园的日子开始不止有蓝天和白云，变得鲜活丰富起来。我们在一起煞有介事地讨论剧本，然后将它们一个个搬上 “舞台”—l01自习教室。在课桌围成的前台上，我穿着妈妈的旗袍，“粉墨登场”。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表演，剧本是丁西林的独幕剧《酒后》。剧情是一个三十年代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的妻子，在一次聚会后和丈大探讨关于人生和爱的问题。
由于丈夫略带玩世不恭的调侃，妻子提出了要吻一下他们喝醉的一位富有才华却又潦倒的朋友。演员一共三个:饰演妻子的我，饰演丈夫的郝勇，和一直躺在舞台一侧装睡的饰演朋友的邵泽辉。戏演得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郝勇诊释角色十分到位，使我也自如放松，共同去体会角色微妙复杂的心理;另一方面是观众的配合。我才知道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与观众的交流是何等的重要，舞台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聪明的观众们总是能恰到好处地爆发出笑声和掌声，回应着、也刺激着我的表演。那些原本还不十分确定的感觉，在舞台上找到了它们应处的最佳位置。演出后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于是我们去喝酒，体验真正的“酒后”滋味。 演出的成功与收获，使我更加迷恋舞台艺术，虽然身处昌平，回城极为不便，但我几乎没有落掉一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林连昆、梁冠华、蹼存听、吕中、徐帆等话剧表演艺术家。简朴的后台化妆间里，这些名角一副安逸平和、荣辱不惊的大家风范，他们台上一丝不苟、认真演戏，台下真诚质朴、随和风趣，使我明白了鲜花、掌声背后还有更多东西。 戏剧，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在一个初春风和日丽的午后，昌平园来了三位奇怪的客人。
打头的是个小姑娘，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酷酷的墨镜，摘下来其实笑得挺可爱;后面跟着两个着绿军装的男生，状似保镖:一个浓眉大眼，眼里的光芒不由得让人想到“信仰”，活脱脱一个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另一个胡子拉碴，滑稽的圆眼镜掩盖不住一对狡黯的眸子，倒像是个睿智的老头儿。这个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奇怪组合—周颖、高山、孙柏，便是北大剧社的核心。其中高山是社长，孙柏是对戏剧颇有研究的编剧和理论家，周颖是个能干的好管家，为剧社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我接下的也正是她的担子。这三人美其名日来昌平园“交流交流”，其实也是趁着天好来郊外玩玩。大家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又互相介绍了燕园和昌平园两处剧社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昌平园戏剧演出随意性较大，不够成熟，但校方支持多，排演场地方便，观众热情高，有利于戏剧的普及和剧社初期成长。而燕园这边更宜于创新，已有一些“戏剧理念”，演员的功底和对戏剧的认识也更成熟一些，但也面临地广人忙、校方爱莫能助等实际困难。
于是大家在互相羡慕中决定取长补短，筹备在燕园的第一次面向全校的戏剧社汇报演出。昌平园的《酒后》和另一个由邵泽辉主演的《人与狗》属于人选剧目。 到燕园去参加彩排，虽然名义上早已是北大一分子，但因一人学便被“分配下乡”，这会儿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肆无忌惮的一对对“鸳鸯”，难免生出一份乡下人进城来的怯意。尤其发现这边剧社人才济济，各方面都比我们高出一筹，又有专业演员英达、英壮、师莉老师的指导，不由更觉仿佛“后娘养的”。排练时，《酒后》又成了老师们攻击的重点，认为对白太多、不够贴近现实生活等等，我们虽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面对专业人士的挑剔，只觉心灰意冷，欲辩无言。还是高山、孙柏和周颖他们安慰了我们:“这些老师只是我们请来的表演指导，主意在我们手里，不必全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都觉得《酒后》不错，参加汇演没问题。”一席话又重新树立起我们的信心。他们的那份自信、亲切和有主见，使我深感北大剧社的自主和温馨。 当晚“借宿”燕园36楼。我们这些昌平来的“乡下孩子”，叽叽喳喳地讨论个不停。
一面在对比中寻找并建立自尊与自信，一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幻想着半年后将在这里生活的不远而又遥远的未来。 正式演出那天，在办公楼礼堂里，大家都又兴奋又紧张。台下坐满了人，昌平园有同学自发赶来为我们捧场，爸爸也扛着摄像机为我们摄像。对于燕园人来说是把沉寂多年的北大剧社推上北大舞台;而对于昌平园的我们，还存在首次登上真正舞台、面对据说很挑剔的北大观众的局促与不安。可喜的是，演出竟出乎意料地成功。大家都说“多年没在北大看见这样的演出了”，《酒后》也在观众们不断的笑声和掌声中寻回了自信。落幕后，高山兴奋地拥抱了我一下。因为戏剧，我们是相通的。北大剧社的《吝音鬼》、《魔椅》等剧也使我们大饱了眼福，欣赏到我们自己同学的精湛演技。 演出结束后，燕园的演员们和老师一起欢庆成功，我们却还要连夜赶回昌平园。和燕园的兴奋相比，我们更显得默默。
在车上，我反复思考着《酒后》的成功所揭示的校园戏剧的命运。为什么它受到了专业演员的激烈批评，却在学生中寻到了知音?无论是在昌平，还是燕园，观众都用热情的笑声掌声表达了他们的认可与喜爱，后来还被人评为“整场演出中最像戏的戏”。或许这正是校园戏剧的立足关键。它虽然和专业戏剧在表演上存在先天差距，但是它绝对可以在思想内容上、立意创新上、对戏剧的不同阐释上赢得一席之地，并与专业一争高低。我暗暗念道:北大，北大剧社，等我回来! 1996年秋，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里，我们回到了迷人的燕园。经过一年昌平园的磨炼与“实习”，以及和北大剧社的不断合作与交流，我自然顺理成章地与邵一起“转r正”，成为北大剧社成员，并和老社员建立了深厚友谊。 开始有了共同干一番事业的感觉。在大多数人各自忙忙碌碌的校园里，竟有这么一群有趣又有才华的家伙，用那使不完的灵气与热情，一起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里，我们得以摆脱 “第二次断乳”—由昌平园的“高四”生活到燕园的真正大学生活所带来的迷惘与失衡，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尝试体验生活中各种角色，尝试用简单朴实的对白去揭示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尝试用各种方式去解释、对抗、消解、创造抽象的词语，而这一切，都通过表演来完成。
在这里，我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平等地提出也接受批评与赞扬、笑声与掌声。在这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故事，我惊叹于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情感，并为自己有幸阅读这些故事而快乐欣喜。在这里，我为自己“存在着，并有意义的存在着”感到由衷的安心与满足。 这一群人“玩”够了之后便“撮”饭，在小南门外的小饭馆里“把酒论英雄”，常参加的我、邵、高山、孙柏自不用说，还有无论怎么醉也能清醒地和人讲价的朝晖，总是念叨“我的德国朋友说”然后就把盘子扒拉得干干净净的张辰，写不对 “醋”字却最爱吃糖醋里脊的陈阳，喝醉不喝醉都一样优雅的赵嘉和喝醉不喝醉都一样迷糊的米乐……我们大声喊着社菜 “糖醋里脊，汁要多些”，孙柏还要补上一句“溜肥肠不要洗太干净”，啤的、白的，喝它个不醉不休。笑啊，唱啊，醉了，晕了，有些人趴在桌上说起梦话，有些人唠唠叨叨自己都不知道讲些什么，听的人却煞有介事地拼命点头;撒贝宁举杯高喊“演戏演戏我们就是要演戏”;孔兵杰小声嘀咕“要问为什么就去查查《十万个为什么》，’;招招被啤酒浇了一身;被称作“女中豪杰”的我虽数杯下肚，面不改色，比平日还要温柔几分，却因高山云里雾里一句话，抱着茶壶哭成了个泪人……
这都是怎么了?半夜两点，走出打洋的小饭馆，晃晃悠悠一行人来到未名湖畔。有人像是要走人湖心邀明月，有人在小声哼唱一支无字的歌。终于禁不住深秋的寒气，转移进了一间通宵自习室。我熬不住了，一觉醒来，已是天明，身上竟盖着大衣，而大衣的主人孙柏正哆哆嗦嗦抱着肩膀踱来踱去。还有一次是摸进学生会，听孔兵杰讲了一晚上的高山轶闻趣事(现在我也可以)，大家平均每隔三秒爆发出一阵轰笑，高山在外屋竖着耳朵也跟着偷笑。就这样笑着，笑着，竟笑到了天亮! 这不是醉生梦死的一群，或许喝酒放荡是因为志向太高，退隐山林是因为现实感太强，勇敢常因为背过“怯懦”的名声，谦虚也许因为曾经骄傲。而这群成天喊着“戏剧”、“演戏”的家伙啊，倒是生活中最率真诚挚、最重情讲义的一群! 我们拍拍彼此的肩以“同志”互称，把剧社称作“好人剧社”。一起去选“西方现代艺术史”。“大众文化研究”，一起去听音乐会，看话剧。听讲座时第一排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同志，三教门口随便聊聊就会聚上十好几个剧社成员，我们新印的文化衫在校园里像是一面旗帜，随处可见，我们还回到了昌平，不忘那里曾是我们的基地。剧社简直要“一呼天下应”了!
孙柏又写了个好剧本;宣传组新来的阿萌、李兰、孙莉把海报做得有模有样，三角地好评如潮，树立了剧社新颖、独特 的形象;郭佳请来青年艺术剧院的灯光设计师，再加上中国音乐学院的李西安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土春红老师的音乐、舞蹈设计，剧社九六年的冬季公演又拉开了帷幕。包括一台在办公楼礼堂的大型演出—孙柏的《弃婴》和加缪的《误会》，和一个在勺园多功能厅的沙龙—请同学与专家一起观看并讨论孙柏的实验剧《扑灯蛾》和《弃婴》。 准备工作是复杂和繁琐的，紧张繁重的排练自不用说，三个剧组使尽浑身解数。借场地、借服装、借道具、印节目单、请嘉宾、拉赞助……都得有人做。更重要的是，剧社制度不完备，隐含各种弊病。那晚，我、赵嘉和陈阳为剧社近期如何搞好这台演出，如何建立更合理有效的制度费尽心思。我和赵嘉关心的是计划的可行性，而陈阳更顾虑如果剧社实行改革会对现在亲密和谐的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才发现这个一米八几整天乐呵呵的大男孩竟有着如此填密细腻的情感世界。后来他又特意给我打电话，反复叮嘱我若要实行“改革”，一定要慎重考虑大家的感情，不能以牺牲这个为代价，要做就做，不要半途而废，他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 不管所有的担心是否多余，剧社的演出还是吉星高照地顺利结束了。担任总监的李朝晖被誉为“最佳管家”，凭他的能力赢得了尊敬和信任;孙柏的剧作引起了专家的讨论;海报宣传也越做越出彩;剧社又涌现几颗“新星”，还被评为十佳社团。
而我，在台前台后、台上台下的忙碌中，又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年漂亮的节目单上印着彼得别布鲁克的一段话:我们可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 轰轰烈烈的演出结束了，圣诞夜剧社在“百百乐”召开庆功大会。大家又唱又跳，奇怪的是，演出结束后陈阳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场合不醉是不行的，然而跳到最后，不觉竟有些悲壮气氛，女生们也幽幽地点起了烟，高山含泪失声喊出“我爱剧社”，竟招致泣声一片。这又是怎么了?难道这不自觉的悲哀竟预言了什么? 新年的热闹之后是忙碌的复习迎考。三教的教室挤满了人。一向懒得上自习的我也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碰见了班上的两个女生，问我认不认得陈阳，我点头。“他自杀了。”“什么?!”我叫起来。有人抬头看我。“不可能!这不可能!”沉默。“是戏剧社的陈阳吗?”我近乎哀求地问。她们两个悲哀而无奈地看着我，点了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昨天，在十三陵，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无法去分辨自己的感受，只是疯狂地从三教一层跑到五层，想找到一个剧社的伙伴，分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和随之而来的那份无法负荷的恐慌与悲痛。更渴望有什么人能够一把拽住我，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一个不怎么可笑的玩笑。
我找到了周颖，她像是想说服我，更想说服自己地说: “我前两天还见过他，他说他每晚在一家酒吧打工。这不可能。”我找到了赵嘉，她听了先是乐，乐着乐着就哭了。我又找到李朝晖和邵泽辉，朝晖还算镇静，说去问问，邵已控制不住地在砸墙、咆哮了。一会儿朝晖和王飞低着头走过来，朝晖无语，王飞愤愤地说了句“他这样做对得起谁”就走开了，也不知在向谁发火。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残酷事实的不满，却又必须去承担它所带来的震惊与痛苦。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一个看上去开朗活泼、活生生的大男孩竟这样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并不想去探究原因和责任，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悲哀。想起一起吃饭时，他把“醋”两部分写颠倒，想起他借着给我夹菜“假公济私”，想起他在《弃婴》里扮演的那个可爱 的大盗，更想一直以为开朗的他竟对我说“那年我的世界爆炸 了”，想起他老是唠叨“昌平园那会儿多好”，想起那晚他想让 大家一起去自习室熬夜但大家终究作鸟兽散时他的无奈和失 望。
他空长了个大个子，却比我们每人都更脆弱。情感在他的 世界里究竟占了多大比重，竟使他甘愿以生命作代价? 十三陵的冬夜肯定又黑又冷，他最后离去时是不是心里也是又黑又冷?或许他曾经有过一丝后悔，对这个世界也有过留恋，只是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段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很消沉，剧社那么温暖开心竟没能留住那么爱剧社的他。也许是我们在一起醉得太多，笑得太多，而或许应该清醒地坐下来聊聊?我不知别人是怎样想的，我只知道自己回避过他的倾诉。我不愿也无须去分析原因，活着的人有权让自己好过一点。但是敏感如他，究竟感觉到多少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荒谬，我们中又有多少人，是活在两个世界—一个已然死去，另一个则无力生出—之间? 寒假剧社组织去玉渊潭公园烧烤、滑冰，高山交给我陈阳托他转交的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一张写着“王润，希望伴着你坚持下去!陈阳”的九六年冬季公演节目单。我有些硬咽，觉得悲哀，也觉幸福。高山说:“陈阳的离去使我觉得我们更应努力地好好活下去。”我知道他说这话的特殊意义。他的心里有痛，却总是成天乐颠颠;很少倾诉什么，却总是关心别人鼓励别人。如果你不去凝视他的眼睛，你不会懂得他曾经历什么;如果你回避他的目光，你便是逃避了一次心灵的交流。
可我有时，仍是怕看他的眼睛。我不想再让他把我招哭。 10月30日是陈阳的生日，我们该去看看他。剧社印的文化衫，也留了他的一份。我们一直惦念着你，“不思量，自难忘……”朋友，你在天堂还好吗? 伴着这个时代的步伐，1997年剧社步人转型期。高山将社长的职务委任给了邵泽辉，退居“顾问”，很多老社员都淡出了，时不时露一小脸，都会赢来由衷的欣喜和欢呼。然而，我和邵的担子更重了。 剧社训练也由昔日的老社员带领、边表演边讨论的形式变成了较正规的请来专人指导训练。对于我来说，登台表演的好奇与渴望早已不是参加剧社的主要目的，倒是对演戏本身开始反省，深思，并感到深深的困惑。 我们为什么要演戏?是想体验更丰富的角色和人生。那我们又该如何分辨这许许多多角色中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面对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该以什么心态去对待?太过投人，能够对面前任何一个人作出要求的表情，我会怀疑自己真正生活中的真诚;太过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角色的一切，又会违背了生活真实的逻辑。
而且，舞台上即使是最复杂的角色比起生活来也太过单纯。她或他，在一两个小时便完成了一生。我们在这样的模拟人生中演习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享受了悲与喜的快感，丰富了我们的体验，并且绝对安全。可是，我们的真实感觉、面对真实人生的反应却在这种演习中悄悄削弱。当危险真正来临时，我们会不会一无所知?正如玩惯了电子游戏、养惯了电子宠物的我们，不会面对生活中真正的事故与死亡。我苦于找不到答案。终于，我退出了表演训练，忙碌于内外联络、宣传组织等杂务工作。 为剧社投人了太多心血、时间和精力，再加上由于困惑而产生的抑郁心情，我和杰—我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一直从小学伴我走来，共同经历过太多风雨的他，一直是最支持并帮助我的。我来剧社训练，他默默地伴着我，看我跟大家又笑又闹;我去各剧院联系，他不辞辛劳地跟着我，陪我东跑西颠。只是，他不理解的是，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为什么比和他在一起时话要多得多。我想告诉他，沉默的我或许更加真诚。语言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可有时它是那么危险，我害怕在张口的一刹那失落了真实的自己;我还想告诉他，我害怕陷人二人世界而疏远了剧社同伴。然而我什么也没说，因为这一切都像是辩解，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或许真实的原因是:八、九年的爱情长跑，不断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外界的、内心的种种压力，再加上剧社的重任，我有些怕、有些累了。
在别人面前还可以，在他这里，却撑不住了。我愈加沉默，甚至懒惰。邵也说“你不像以前那样可爱了”。 直到《小王子》的排演。 一天中午，中央戏剧学院来了两个男孩:张锰和潘城。说想和剧社合作，一起为北大百周年献礼，这个消息振奋了我，没想剧社已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了。那时我们正被法国著名童话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深深迷住，便决定将它改编成剧本上演，并从这个学期的汇报演出开始与中戏合作。梧桐引来金凤凰，我们请来了中戏致力于校园戏剧的导演王晓凡(后来我们都称他凡哥，他实在太烦人时就叫他 “凡人哥”)，张锰和潘钱又从中戏搬来了能工巧匠:舞美李建军、灯光李竞成、化妆周燕和一个小化妆班子，以及服装学院 26此，他不必再以“家属”身份默默陪我参加剧社活动，而是一名正式的北大剧社成员了。剧社，朋友，谢谢你们! 排戏的过程是有趣的，也是辛苦的。每个周日，我们聚在塞万提斯像下，共同体会小王子的世界。凡哥是个出色的导演，他不是完美的，可也正是他的个性，以及他对爱、对感情的那份领悟，并能用具体的身体语言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的才华，使我拍案叫绝，获益匪浅。另一边是张锰和潘铺与建军、竞成一起，对二体进行测量，对电压进行估算……
做着最实际、最繁琐的舞台布置工作。杰对电工工作的熟悉也使他找到了用武之地。 从清晨到傍晚，从周一到周日，我们马不停蹄地排练着。塞万提斯像下的草坪成了我们最好的排练场地。在塞老人家眼里，我们是不是也像是勇斗风车的骑士?有时会有人驻足观看，这影响不了我们什么;也有留学生要求参加我们的剧社，我们中国人当然不会什么时候都说“不”，一个韩国女孩成了剧组一员，拥有一个角色。排累了，干累了，就躺下来睡一会儿。天很好，人很好，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好。 然而，一切并不会总那么顺利。不知因为什么，我和杰那天又闹了别扭。沉默、冷战，然后是争吵，说着离心很远的那些互相误解、互相伤害的话，最后终于同意在另一块草坪上坐下。不远处忽然传来剧社成员在吉他伴奏下的哼唱，这是一支很好听的歌。我们停止了成人式的争吵，开始孩子气地发发牢骚，最后假装不情不愿地和了好。 还有些时候，我是因为把握不住角色而苦恼。用凡哥的话来说，我是在往情绪里掉，是真正尝试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确实，虽然我有多年的恋爱体验，但小王子和玫瑰花的爱情却涵盖了爱中所有复杂的成分:理解与误解，自尊与自负，呵护与伤害……可我好像只是一台背台词的机器，连自己也感动不了。
终于，凡哥向我嚷了起来:“你想想，那天你和小杰吵架，在草坪那边坐着，我们谁敢过去?那是什么，那才叫爱!”我愣住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情绪使我在自己和那朵表面高傲倔强内心脆弱易伤的花之间找到了某种相通的成分，我开始懂得玫瑰花与小王子的感情，也开始懂得自己，懂得杰，并学着去懂得爱。 还有一次，离正式演出只有两天时间了，二体忽然说不给我们用了。大家急坏了，我去找体教负责人，听他没完没了的训导与呵斥。于是，我哭了，于是，他看在“你还是个好同学”的面子上又答应租给我们用。这或许是我最有用的一次 “表演”。 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扮演小王子的沈超是个新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但灵气不少，此次担负重任可谓不易。我眼看着她从生涩局促到渐渐收放自如，终于以演出的成功证明了她的能力与努力。扮演爱慕虚荣者的王春红已经大四，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剧社演出。她在招貂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排练舞蹈动作，她对剧社的热爱与留恋全都融化在她的表演里。熊育竹虽还不是正式社员，可每次排练总是早到晚走，需要他的吉他时他认真配合，不需要时他就抢着做杂活。李兰、阿萌忙着给大家做衣服，牛皮纸、塑料绳，到她们的手里变成了顶漂亮别致的行头。高山、邵，甘当戏里最不引人注目的龙套角色，演起来却丝丝人扣，以老社员的敬业精神激励着大家。杰特意从单位请了假来干活，十米高的梯子，几十个不轻的灯具，他爬上爬下施展他的技术才能。
他的勤劳肯干不仅赢得剧社成员的好感，也使中戏的学生把他当作可交的哥们儿。我们都在这出戏里成长。 终于，终于，我们在二体里架起一道载着小王子飞往各个星球的铁轨，我们在房顶上“种”下一棵会流出泉水的银色的树，各种不同的灯光会造成不同的氛围，泡沫塑料做的星球在幻灯打上去后效果十分逼真。每个角色的化妆、服装都经过精心设计，反复修改，终于达到一出场就给人深刻印象的效果。终于，终于，演出就要开始啦! 那两个晚上，几百名观众和我们一起经历了小王子的成长，体会其中无尽的悲喜，我们用充满激情的表演去呈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玫瑰花和小王子分别的那一场，熊育竹的吉他响起，石可动情投入的“DON' T CRY”唱得如醉如痴，我喊出那句“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流满面。作为角色，那是最悲哀的一刻，而作为演员，却是最幸福的一刻，我感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演出结束后，我们在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谢幕，闪光灯亮个不停，杰跑上来给我献花，我的心里是满溢的喜悦和满足。 香槟酒的盖子在尖叫和欢呼声中飞上星光点点的夜空，这是一次心的旅程。“真正美丽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你要对你的那朵花负责，因为那上面有你付出的心血和时间” ……我将永远记得这些属于爱和心灵的美丽对白。 我们都是幸运的。剧社里还有些别样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几乎以为自己成了妇联的头儿，或是“女性主义”的捍卫者。
如果说剧社不愧为“好人剧社”的话，剧社里的这些女孩子更让我有一种“怎么好女孩都跑到咱们剧社里了”的感觉。各种类型的美丽与聪明，使我这个女生也不由得总是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她们，那份诚挚与善良更使我生出几分 “侠气”想去保护她们。 《宋氏三姐妹》中这样说:“在所有的战争中，牺牲最多的总是男人，而受伤最多的却是女人。”在剧社里，我觉得，意气风发，总想着、盼着、念叨着要做大事业的是男生，而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做幕后、善后工作的却多是女生。她们也有很多想法，却很少去争论，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懂得安静耐心地倾听，然后因着对戏剧、对剧社的那份热爱和责任，默默去做很多琐碎无聊、甚至委屈的工作。我或许是个异类，在工作方面我便倾向于就事论事，宁肯把事情摆在桌上吵出来也不愿憋在心里，一张嘴皮子更是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在接触了些女性主义的皮毛之后，就更有些事情看不惯，愈发不怎么温柔可爱。常常我会替我的好朋友、好姐妹感到委屈和不平，而和我的另一半朋友、好哥们儿争论起来，控诉男女的不平等。到底是好伙伴，对我的较真和有时的小题大作并不真以为然。而且大家都清楚:我，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然而，并不是危言耸听，男权主义确实无孔不人。
尤其是在工作中，尤其如果你也是一个和我一样敏感且较真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一点。戴锦华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为了真正体验犹太人的生活，冒充了一段时间的犹太人，之后他感受到种种潜在的、隐蔽的、无法诉说的歧视与不平等待遇。在漫长的令人窒息的冒充生活结束后，他松了口气。而作为女人她的性别标志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一般说来终生无法摆脱。情况更接近黑人。周颖曾无奈地对我说:“人了剧社才知道，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其实完全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有一天晚上，在孙柏家聚会。后半夜了，大家聚在桌边聊天。高山随便说到剧社的女生，很“男生化”地评论她们的相貌和演技，不知怎么就激怒了我，脸色愈加难看起来，当听到他说赵嘉“不用管她”什么的时候，看着他那副神气，我再也控制不住，一推桌子进了另一间屋子。大家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很尴尬。只有高山傻呵呵地不知自己说错了些什么。杰一会儿推门进屋走到我身边，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忽然对高山的玩笑话表现出那么激烈的态度，弄得大家都有些别扭。我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杰退了出去。 一会儿，高山钻了起来，关心眼睛红红的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说是我自己的问题，他竟驴唇不对马嘴地安慰起我来: “我们都知道你在感情上有很多麻烦，不过要想办法调整情绪。”“什么呀?是因为你!”我喊了起来。“我?’’高山一脸无辜的愕然表情。“那你慢慢说。”他坐下来，一副洗耳恭听的极乖样子。
于是我就前言不搭后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 “你们男生对女生如何如何”的男性霸权主义“罪行”来。还有自己面临各种所谓男女平等、剧社成员关系问题的困惑与苦 J脑。我说，当时觉得陈阳所顾虑的大家关系问题，我曾以为多虑。然而现在才发现，大家在工作中建立的亲密无间的友谊深处还有着太多渗透社会、文化、地域、性别各种复杂因素的微妙关系。我不知所措。高山听后又是他一贯的认真的总结发言:“周颖当时对我们说‘你们了定要好好对待王润’，可能是我们做的还不够。”“我并不是为了自己，周颖也不是仅仅为了我一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彼此的互相关爱都渗透对剧社的感情。我之所以不能忍受你以那样的口吻谈论赵嘉，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也亲身体会到赵嘉、周颖、郭佳，以及太多女生所做的不易工作和你们的不重视。你们每次演出前雄心勃勃，之后得意洋洋，好像所有的功劳都属于你们这些举杯庆贺的男生，还要对女生们评头论足。我替她们感到不公平!”
赵嘉、孙柏也都进了屋，听着我不知怎么忽然那么多的牢骚，擦眼泪揍鼻涕的纸巾也堆了一堆。“赵嘉，你有什么委屈也说说吧。”高山简直有点吓坏了，紧张地问。“说实话，高山，你对我来说一直不够—公平。”一向温柔沉静的赵嘉说话还是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但也有了几分激动，“也许是你自身的家庭环境原因，也许是你比别人更外露你的内心感觉，总之，你对女生总是不够尊重。”随着对高山的分析批判和他自己令人“深恶痛绝”的自我批判(因为他批评起自己来总是像在批评另外一个人似地极为深刻和中肯，让本想批评他的人无话可说，而目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的不断深人，谈话渐渐变成对女性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尊重这一现象的社会、心理的深层次探讨，学哲学的赵嘉更把这一主题上升到深刻的哲学层面，发现女性不受尊重实际上男性也是受害者之一。我们也悲哀地发现这些事实存在的根深蒂固与难以更改。我忽然觉得无限凄凉和孤独，还有一种对另一半世界丧失了信心的恐慌与无助。我想，在杰看来，那晚，我的眼神都是绝望的。 当然，生活总是要继续。有时经历现实倒会比批判现实更加容易，在无意甚至麻木地生活时，我们回避了许多会令人痛苦迷惘的清醒的思考。
然而那晚的探讨却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爆炸。 在新学期剧社的全体会议上，确定了以邵、我和宋震的理事长会议为核心的理事会制度。可能未涉及过什么女性主义探讨，以前也没参加过我们聚会的宋震对大家宣布以后的理事会也会按照此种形式贯彻下去时，我听到邵忙不迭地加了句“当然，性别不必固定”，我有些想笑。我们都很敏感。宋震又自作聪明地补充一句:“对，我个人认为，剧社的负责人中还是至少要有一个女生的。”“我个人认为，剧社的负责人中还是至少要有一名男同学的。”我慢条斯理地纠正道。宋震愣了愣，没太明白我想纠正些什么，我和邵、杰，会心地笑了笑。 “女性主义”的后遗症，还有关于剧社是不是“北京帮” 的讨论等等，或许正如世界上的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民族问题一样—各种话语体系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作着相似的对抗。 剧社，剧社，喜聚不喜散。然而，不管当初是如何共同醉过、疯过、奋斗过，终究是这样，有的人毕业了，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去另一个世界追寻他的爱和理想，更多的人不得不为现实与未来忙碌着不堪重负的现在。 但是，由沉寂多年到三年之内成为北大“十佳社团”之一，取得如此之多成绩，留下如此之多感人故事，校园里很少再有人不知道“戏剧社”的名字，三角地还掀起了追求海报创意的风潮。
校外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我们，“各方神圣”都愿帮助我们，与我们合作。这一切，对于创业的我们，已感问心无愧和深深的自豪。 新的学期，剧社终于在一批又一批人的努力下，建立了较完备的机构制度，增加了成员，明确了分工，设立了理事会制度和别具特色的各类工作室。然而，剧社也依然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如资金短缺，缺少正规排练场地，以及又要面临新老交替的局面。面对一张张陌生的但仍旧充满热情的新面孔，和每天变换数宇的百周年倒计时牌，似乎吸引着我应有新的行动; 而那个亲密无间的家庭式小剧社所包裹的太多记忆却又仿佛唤着我的退去。这不是“功成身就”的慨叹，而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嘱托、不舍与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