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1948年间，我在贝满女中读高中的时候，家住东华门25号，离北大仍然很近。记得我到北大民主广场参加过 “抗议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被杀害”的隆重集会，傍晚时大会被军警包围，还有警车开进广场;我参加过“抗议逮捕贝满女中教师陈琏、田冲”，“抗议逮捕燕京大学女生龚理康”等罢课斗争;参加过“反美扶日”、“声援东北流亡学生”等游行;我还到北大的一个新诗社和大学生们一块朗诵新诗;聆听过樊弘等名教授演讲。最使我难忘的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北大参加的一个读书会。 194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五个中学同班同学 (游润祥、刘良玉、王文华、郭德篇和我)到北大民主广场上的灰楼女生宿舍，在地字楼二层东头的一间屋子里，也就是中文系女生丁化贤所住的那间宿舍，大家围桌而坐。丁化贤说读书会就从这一天开始，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再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然后她向我们介绍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士说:这是法律系三年级的汪自得，他辅导我们学习，会给我们清楚地讲解各种问题。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参加这个读书会，每个星期天，不管刮多大的西北风，下多大的雨或雪，我都准时到北大去。汪自得非常认真负责地指导我们学习，他按照从猿到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安排了一系列学习单元，每个单元他都写好学习提纲和学习书目，为我们作很有准备的讲解，然后让我们提问题，大家一块讨论，最后由他作总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完社会发展史，我觉得脑子豁然开朗，在讨论人生观问题时，我立志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实现人类的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为自己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异常高兴，感到自己思想充实了、精神振奋了。 寒假中丁化贤约我们到她家里去过年，是在北新桥的一个四合院子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学生，还有北大的一些同学。
大家一面包饺子，一面说说笑笑，好不热闹!突然丁化贤大声地说:请王连平和华顺表演“兄妹开荒”好不好?大家齐声说: 好!并且鼓起掌来。于是他俩立刻简单地化了装，就认认真真地边唱边跳起来。记得在餐桌上，汪自得建议大家作一个“忘我”游戏:每个人轮流说一句话，但不能说“我”字，谁说了 “我”字就要受罚。这个游戏节奏很快，很紧张，常常要出错，可见“忘我”之不容易，然而要作“革命者”，怎能不努力做到“忘我”呢! 1948年春，我们开始学习列昂节夫所著《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汪自得给我们作讲解。但是，好景不长，汪自得不能常来以至根本不能来了。不久，丁化贤也“走”了(“走”就是去解放区)，临走前她介绍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要我在中学里开展读书活动，并对我说:“相信你是坚强的，会有人再同你联系。”
在北大的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我们自己的读书兴趣却继续下来了，我读完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又自学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人门》、尤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北大民主广场旁的孑民图书馆却向我们开放着，我常去借书:《大江流日夜》、《冀东行》……还常去领取诗刊等等油印宣传材料，带回中学给同学传看。这个读书会停止了，贝满女中的一个个小读书会却活动起来了，在星一期天的教室里、在校园的草地上，三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 “民主青年联盟”像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成为团结广大同学，组织“应变”、“护校”和迎接北平解放等活动的一支力量。
丁化贤走了以后，果然有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女生屠一卉来我家找我了，她每次来都带一本书给我，我很快看完就还给她，记得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土地大纲》等，然而这些书的封面却是 ((}残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屠一卉勉励我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叮嘱我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她同我保持联系直到北平解放前夕。 北平解放后不久，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汪自得，但是人们都称他为“项子明同志”，我跑上前去问他，他笑着说:“汪自得是我的化名。”他成为北京市领导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so年代他回到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也很少有见面机会。当我听说他已“离休”时，曾去他家探望，与他谈起四十年前的读书会活动，仿佛还历历在目。不久他去世了，当有人建议为项子明同志编一本纪念文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立刻写了一篇短文:回忆我的启蒙老师汪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