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赞比亚的一名修女，写信质问美国航天专家：“在目前地球上，还有一些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专家的回信告诉他，为支持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回报远远超过单纯的直接救助。其实，修女的质问表达了一种关注当下、悲天悯人、同情弱者的人文情怀，而专家的回答代表的则是一种关注未来、开拓创新、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在我看来这两者在我们生活中都不可或缺，人文精神会反哺科学，科学也会反哺人文精神。
回想过去，晚清时期，以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侵我中华，但统治者依旧日日歌舞升平，天天醉生梦死，看不到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实行愚昧的闭关锁国政策。当外国用坚船利炮发动了罪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由此开始了近乎百年的屈辱史。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再到瓜分中国，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断的赔款割地。这时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严复在《天演论》中把西方的进化学说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康有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当孙中山从美国归来时，已经深刻认识到单凭自己救助穷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眼当下，日本公然宣称钓鱼岛是他们的。菲律宾军舰穿入南海黄岩岛海域与中国海监船对峙，诸如此类的挑衅行动此起彼伏。这不由得警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开拓创新，关注未来。
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有一位伯爵，他是位心地善良的人，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捐给镇子上受到瘟疫威胁的穷人。一天，他却邀请一位奇怪的人，住到他的城堡里，这个人白天卖力工作，晚上却专心进行一项光学器件的研究。当镇子上的人，得知此事后，纷纷抱怨道：“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而你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依旧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个人的工作，迎来了丰厚的回报，在伯爵的资助下，他顺利完成了显微镜的发明，那个奇怪的人就是名垂青史的虎克。伯爵的做法是对的。可见，造福人类、关注未来的科学精神也很重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少年时代就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时刻勉励自己，要志存高远，把握当下，努力学习科学基础知识，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立于强国之林。
1970年，赞比亚的玛丽•尤肯达修女一纸“状告”美国航天专家恩斯特•施图林格：为何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火星研究项目上，而不用这些钱来解决地球饥饿儿童们的温饱问题？玛丽•尤肯达修女的质问不容置疑激起了一场关于科技与人文的思考浪潮。这种质问是真挚的，是博爱的，是代替全世界人民发出的对希望的呼喊。施图林格博士对此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人文为科学付出的等待从来都不是一种牺牲。就像春天播下的种子，哪怕人们再饥饿，也不可能掘而食之以果腹，因为这种满足感是短暂且代价高昂的。只有等待种子发芽、生长、茁壮，直至结为果实，人们的幸福生活才能久远。
科技立足于生活 实践于生活
从人类学会制作并使用工具开始，科技的发展脚步就不曾停歇。人类从只会向大自然索取，到学会与大自然共处，甚至创造出大自然不曾创造出的新的生命形态或非生命形态，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能在地球这个美丽而独一无二的星球上生活得更好。简言之，科技应生活而生。
这一点在中国最能体现。古代中国曾在世界科技史上铸就了辉煌的一笔。古代中国的科技重经验，重实用，从生活中来，应用到生活中去，美化生活。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政治、军事、教育领域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古代中国发展的根基，民族繁荣的精魂——农业方面的科技成就也同样不容小觑，其所包含的天文、地理、器物制造等等方面的知识更是丰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的真理在这句话面世以前就已经早早被实践。
而在外太空探索给了我们诸多惊喜的今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本着造福人类的原则的科学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开出最美的花朵。
“人文” 当与“科学”齐飞
尤肯达修女的质问，在施图林格博士的回答面前似乎显得有些目光短浅，更有甚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愚昧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她悲天悯人，同情弱者，这样的人必定不会愚昧。她质疑的，不是科技对人类的重要性，而是这些耗资数十亿的太空研究是否具有“人文”光环。
“人文科学”，这是一个温情的词。它削弱了科技的僵直感，赋予其人性的色彩。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福否，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传统。正如著名学者于丹所说：“真正的科学肯定是赋予人的情怀。”在此基础上生长的科技，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人文是科技赖以扎根的沃土，科技则是人文培育出的最美的果实。
“人文科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故事中那位德国伯爵仿佛是尤肯达修女和施图格林博士的完美结合体。他心地善良，又热心于科技发明。对显微镜的问世，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科学创造本来就具有不定向性，显微镜的发明多少有一些偶然性，而不是完全在人的掌控之内，从这一点来看，尤肯达修女的质问便显得有理有据了。火星项目耗资数十亿，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的付出也未必一定会拯救得了全世界受饥饿折磨的儿童的生命。人文科学更是如此，如果说它包含了科技本身所具有的缺陷，那么人类对科技的利用则是这种缺陷放大或缩小的决定性因素。
从近代英国瓦特的改良蒸汽机开始运作，一直到如今中国政府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在机械齿轮的号角声中跋涉、飞跃并稳步前进，人文科学却是跌跌撞撞。大到生化武器、核污染，小到毒奶粉、激素水果等等问题都反映出科技发展的偏差。《礼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说人要尊敬天地，怀敬意之情。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应当遵从客观规律，顺应“天理”，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遵循“人性”。人类只有学会自己尊重自己，才能悟天地之美而创天地之更美。“人文科学”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只要心存善念，又何愁寻不到科学的桃花源呢？
无论是像施图格林博士这样正辛勤工作的科学家，还是尤肯达修女和她所关注的那些饱受饥饿痛苦折磨的灾民们，前者是为了科技创造而生存，后者是为了生存而渴望科技带来的创造，都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到底“人文第一”还是“科技第一”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杨叔子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科技是“天道”、“立世之基”，人文则是“人道”、“为人之本”。 科技是理性的产物，却离不开感性之泉的浇灌；人文可以总结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却无法独自完成新时代的建设使命。科技与人文只有做到互通互补与融合创新，才能实现“天人合一”，才能构筑一个理性与感性共存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