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像一块深赭的幕布，人文与科学站在幕前。
我何德何能呢。不过十几的年纪，刚刚睁开双眼，还愚钝的近乎无知，大台上的幕布，两个静默的剪影，连正视的勇气也有些缺缺，却要写这三个巨大的词汇。不过终有些窃喜，，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想用粗糙的笔尖触摸他们的渴望。
区区以为，科学是生活的一把刀，像干将莫邪铸剑，投入的是发肤血肉（曹操也不过削发谢罪！），日本人制刀，认祖归宗，甚至不惜拼上身家性命，在贫瘠的岛屿上铸成绝世宝刀，所以这些刀剑出炉的时候，已背负上沉重不可告人的孤独生命力。科学不就是如此！这是一把生活用天才的魂灵锻造的刀，有着铁的意志，是生活养育的军队，整装待发，以渺小笔挺的姿态向时间宣战。救人于水火的，不是“天下大同”的老子，不是“生如夏花”的泰戈尔，不是“人之极美”的达•芬奇，而相对的，是发明了交流电的特斯拉，是提出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是发现了阿司匹林的霍夫曼。就像那个小故事中，难民的自我悲悯救不了自己，救自己的是那些打磨精良的玻璃。人文是心的本真，太美，从仙境折射向现实的时候就脆弱单薄，支持现实的是科学，一把勇于剖开生活前方一片混沌的未来的利刃，最接近未来者。他是真真孤独，走得太前太远，显得清高傲气，却是一种一个民族决不能抛弃的精神，一种涓涓不绝的生命之源泉，是苦难中军人一般接受使命的英雄。
而人文不是刀剑，也非甲胄或战马。人文是母亲落在额上的轻吻，是情人红笺上氤氲的月光，是生活在跌宕是不灭的微弱烛火。那个“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把美学做自己的流亡，在那文化的浩劫中还敢生气“陈伯达也配向海涅乱叫”的木心先生，晚年老病，竟还絮叨“不要把我一个人关着”，怎样也掩饰不了那段岁月里他吞咽的恐惧——他从未能消化过它们，那他是如何放下的？“他不是无畏，”陈丹青说，“他只是努力克服这梦魇。”木心先生不否认，只说：“我怕时，便谈艺术。”心之将死时，人文把人最后一口气提着，在耳边悄悄说：不要死！细想，这是何种动容。它激发人一种潜能，及在崩溃时也能苦苦支持，等到科学劈开前方的昏暗。不妨反过来思索，若没有“天下大同”的希冀，没有“生如夏花”的誓言，没有“人之极美”的信念，世人不会有气力等到工业社会的福泽，民主国家的成长，生命开始有尊严地求生的。那个故事里，没有难民的自我救赎，他们会冲进城堡，把青年焚烧，呼叫“这个魔鬼夺抢我们的食粮！”。没有人文的生活黑暗愚昧，科学从不诞生。莫里斯说，人是裸猿，没有毛发保护，万事只遵本欲，维持矜持而荒诞的社会关系，语气尖锐笃定。他没有错，但他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科学家拒绝了人文的力量，没了毛发，但人类有悲悯，温柔的，人文的悲悯。人文不赶走苦难，但在生活里燃起火苗，拨弦唱出写给明日晨光的诗歌。
千年前，远在他乡的人唱“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被专权奴役的人啸“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卑微怨恨的人吟“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而今科学向生活施与光，当科学使社会变得齐整简净后，这些文字与声音，就开始试着让我们热泪盈眶。科学在自我的责谴下向前，开辟万众期待的河清海晏，人文跟在我们身后，给我们珍藏一路的滴水微尘。以至于有时候，我很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那生活就是个大台，科学是舞长枪亮大嗓的要角儿，人文是打梆子拉京胡的老师傅，科学在前慷慨激昂，气壮山河，人文衣袖一抖，小锣安然地“哐”一声，下面的我们搁下茶盏，颤抖着鼓掌。
当然，我从不认为人文与科学非要分开不可。不错，他们对立而站，但不是漠不关心，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合拍得甚至像一个人，本该如此，谁能否认，英雄与诗人不能是同一个人。看某期《中国国家地理》，读完厚厚一本杂志后，我的心脏跃动飞快，眼角都是耀熠的星辰，闪动着我无法相信的奇迹。只是因为，那一期杂志完美地把人文和科学系了起来，那些寡淡的数据和资料有了美丽语言的支撑，血肉丰满，让人忘乎所以地感动。生活本就是现实和梦幻的结合体；勇敢地旅行，勇敢地做梦，就是生活不变的命题。无论是缺了科学，还是没了人文，生活都会像离土断水的树，花叶落尽，渐渐消亡。抛弃科学，那么生活就没有未来；抛弃人文，那么生活就没有过去。你能活在没有天空或没有土地的世界么？答案显而易见，而且掷地有声。
人文情怀总是落在科学的身后。因为科学一直在奔跑。他身体里的血液呼啸奔腾，熊熊燃烧，也不管前方高山深壑，荒漠荆林，他都不停止，停止这孤单的狂奔。而人文在背上驮着千千万万的灵魂慢慢行走。他在科学开辟的生活的路上写诗吟唱，抚慰浸泡在苦难里的人们，指着科学逆着光的背影说道：“看，我们的英雄。”
生活需要挥枪的英雄，也需要落笔的诗人。
这便是我描绘的三个巨大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