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嫂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心爱的花瓶，吴太太令其按原价赔偿三块钱国币，李嫂是在拿不出这三块钱，她竟要李嫂拿铺盖去当铺押三块钱赔她。这些都引起了大学生杨长雄的反感和不平，他们的矛盾也不断升级，最后杨长雄忍无可忍摔碎吴太太的另一只花瓶。
《三块钱国币》，这是一场很小很常见的民事纠纷。剧作家加以润色幽默一番，就使其具有了艺术的魅力和给人以为人处世方面的善意启示的作用。作为主人公的杨长雄，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是作者称颂的对象。但我却认为，杨长雄只不过是吴太太的侧影而已。
对于杨长雄的性格，文章开头有这样的精炼概括：年二十左右，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杨长雄是一个大学生，他随学校从沦陷区来到内地，火热的民族斗争熏陶得他有极强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为“低级穷人”李嫂打抱不平，义愤填膺地和吴太太论理说情，就足以体现出这一点。但损坏别人的东西，且不论别人的态度如何，照价赔偿实属理所当然的事。杨长雄的意见却是：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东西，不应当赔，主人不应该要她赔。
为此同吴太太玩起了文字游戏，无论是对“别人”的纠释，还是对“叫”的误解，杨长雄多少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以至后来又甩出“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此类的荒诞言论。如果照这个逻辑，那是不是犯人就有杀人的机会，有杀人的权利，而没有偿命的义务？显然这是胡说八道。擅长口角的吴太太治安杨长雄的所谓的能言善辩下也显得理屈词穷了。但她是不是真的能称作“能言善辩”呢？我看其实不然。
矛盾的本质问题在于该不该赔花瓶，杨长雄选择了逆于常情的答案——不该赔，这也正注定了他的辩解不会严丝合缝，不会深入人心。正如他的话一样，穷不穷，赔得起，赔不起，讲的是一个情，说的是一个理。但于情于理，从杨长雄的话中我们并未读出不该赔的切实理由。在一个比自己知识甚少的太太面前，杨长雄的长篇大论只不过是在卖弄学问，颠倒是非曲直，甚至是胡搅蛮缠了。无理的事即使用再有理的话去辩驳，哪怕有理的一方哑口无言，无理终究还会是无理，这也正是杨长雄将矛盾激化的原因之所在。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和一个太太进行上了唇枪舌战，甚至在无可奈何之后想和一个女人打架，以至于后来破口骂人，摔碎另一只花瓶，这些不仅丢失了大学生应有的素养，更失去了一个做人应有的准则。矛盾在杨长雄的手中再一次剑拔弩张。
其实事情大可不必至此，文章也有交代：（成众）唉，老杨，我和你赌一个输赢好不好？这盘棋，如果你赢了，我出三块钱；如果我赢了，你出三块钱。赢的钱交给李嫂让她还债，怎么样？虽然这是成众并非认真的口气，但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提议。然而这却被杨长雄一口否决，“李嫂没有钱，我也没有钱”。事实证明，他是有钱的。戏剧的结尾杨长雄忍无可忍，摔碎吴太太的另一只花瓶，主动送上三块钱国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似和棋，实则杨长雄输的一败涂地。吴太太也并非毫无人情味的人，对于李嫂，吴太太承认她是一个穷人，但是她也并没有欺负李嫂。昂贵的伙食，李嫂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吴太太并没有扣她工钱；打破一只现在十块钱也买不到的花瓶，吴太太要她原价赔偿三块钱，这些都算得是仁至义尽。
相反，杨长雄的见义勇为更显得火上浇油，更显得无理俱争，蛮横的态度与吴太太相比则更为冲动。如果说吴太太这样的人，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那杨长雄只不过是吴太太的侧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