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所稀有的东方文明古国，书香文化播馨久矣。于是，当我们上窥历史时，看到的往往是被文字固化了的文化传统，而创造这些文字的大师则成为历史的代言人。
大师是被尊重、被推崇的对象。我们在选择读什么书时，往往将目光投向大师;在读大师的书时，也常满怀崇敬。:面对大师的生花妙笔，我们的心灵会感到震颤，或感叹见解之深，或因此打破自己，之后将其奉为经典，动辄就引用名言来说服别人。从表面上看，自己的言论或文采飞扬或思想深刻，然而到头来是在用师的思想表达自己，重复阐释大师思想的含义。梁启超先生堪称大师，在其《李鸿章传》中，他以一句“惟庸人无咎无誉”，一番关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精彩言论，让我们为自己在历史书上学到的有限知识而汗颜，于是欣然接受他的观点。很多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这种“拿来主义”，
借用甚至套用大师的思想，却无意间成了大师们的狂热“追星族”，将怀疑精神连同自己的思想一并交付于大师的光环之中。然而，思想总是复杂的，大师也受着各种约束。国学大师陈寅格在其作品中极力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他终究没能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成为“文化遗民”。早年的郭沫若在他以浪漫主义笔法高亢地歌颂光明、书写抱负之时，也许根本没料到自己以后会在对毛泽东的全身心崇拜中消磨自己的思想，最终变得“非我”。
但大师总是不得不读的。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很多人谈论着大师却已不再真正品读大师的作品了。大师是公众人物，自然论者芸芸。虽说评论界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界、学术界的繁荣，但满天飞的评论却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尤其是现在很受欢迎的必读手册及各种版本的名人传记，阅读量可能超过大
师的原著。就我们所熟悉的鲁迅来说，从小学起我们就开始接触他的文章，但我们早已习惯了老师替我们总结出的几近“教条”的中心思想，于是鲁迅在我们脑海中变得鲜明却单调。虽说知人阅世，丰富的材料必然会增进我们的理解，但鉴于知识面和阅历的有限，我们不免会像矮人看戏一般随人论短长，而非真正理解了大师。巴金就曾表达过对于读者不理解自己的困惑:“我写文章，就为着把自己的一切放在那里给人看个仔细。然而写了那么多字以后，到今天，我还在绝望地努力，找话说，找机会表达自己，好像我从来就没写过一个字似的。”因此，不真正地品读大师、理解大师，不仅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对于大师也是一种裹读。
但大师总有一种魅力，他们是智慧的象征，他们对文化和人生境界等的思考让我们望尘莫及，在他们面前，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平等，稍不留神就陷人别人的思考方式之中。这也许与传统的儒家文化长期统治思想界有关，我们的社会一直都在追求伦理、秩序、和谐。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则多强调个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大声呼吁“解放思想”。然而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就有“苏格拉底传统”，儒家文化中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等都在推崇并鼓励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我们应该拥有这份精神，敢于挑战大师，不管是出于对大师的尊重，抑或是为了拥有自我，毕竟，人类的尊严在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