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人附中学习，踏进校园，第一印象是周围眼界开阔和环境优美。校园没有围墙，坐在前排教室可以远眺南山、汉江大桥和江中的货船。由操场南边的大道向西可以进县城，向东走不远有一条长年泻人江的水渠;水渠东边有大片的稻田，再远去就见到汉王城，一个有树有瓦砾的大土台子，其东是管水汇人汉江的地方;江南有霸王寨，相传是楚汉相争军事对峙的地方。
附中的教学一向要求严格，老师治学严谨，学生学习努力。老师晚上熄灯晚，凌晨亮灯早，他们都在为教学而钻研;学生早晨多在操场、河边朗读英语、国文，晚自习时间都静静悄悄地在教室里做数学或理化习题，这已形成良好风气。有人说城固有八景，加上“附中夜读”一景可谓九景。
初上劳作课，姚跨鲤老师用了一个月的劳作课时给我们讲读书观和劳动观，批判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读书观和劳动观，要求同学以新的正确的观点对待学习和劳动。老农斥儒Ac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语句成了同学们生活中的替句。
校园里有些分散的空地，分给各班级作为种植园地。十间房老师住处门前也有园地，老师们把小园子种得花花绿绿，调剂了生活，也颇有收获。
我们班的园地在关帝庙大厅的后面，地势较高，土质不好，多瓦砾，需要多浇水，多施肥，我们常在晚饭后去培育菜苗、浇水、施肥。劳作课老师在课堂上讲种菜技术，并给予实际指导。收菜后，部分卖给食堂，余下的菜由同学合力运到新街市场上去出卖。种菜、卖菜的过程对我们是一个锻炼。种菜的收人补充了班里的集体花费，全班还能聚餐吃饺子，尝到了集体劳动的乐趣。
每年五月下旬的麦收是农民最忙的日子。有一年麦收时节学校停课，师生分别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收麦子，我们到学校东北六七里远的杜家鲁村收麦子，农民教我们用镰刀，校正割麦的姿势，及捆麦子技术等。顶着烈日，流了不少汗，一天下来，没有干过农活的学生普遍有“粒粒皆辛苦”的感受。
附中的体育活动在体育老师和各班导师的指导与组织下，学生积极参与日常的健身活动、体育课、各项比赛和运动会，而最突出的要算是游泳和垒球了。每年六七月份的体育课都是水上运动。汉江成了开展水上运动的好场所，游泳课对每位学生有考核要求，因而，附中学生没有不会水的。
城固附中的学生爱玩蓝球、排球、手球，还爱玩垒球。每班都有许多垒球和自制的垒球棒，学校有三个垒球场，方便课余练球。附中普及垒球带动了城固及汉中地区的垒球运动。城固制的垒球曾远销兰州。
当时的“童子军”课程中有一项内容是露营。学校选定的宿营地是晋水河上的五门堰。在露营中我们学会了许多技能，锻炼了野外生活的能力，如选宿营地点、搭帐篷和处理防风、防雨、防盗问题;又如做饭，把湿树枝点燃.在土坑灶里把火烧旺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小队曾把锅烧坏了，把菜烧溯了。做过夹生饭，但是，吃起来还是另有一番滋味。
每学期都有一次集体旅行，多选在春季和秋季。旅游路线多选择去风景区或有历史胜迹的地方。旅游增加了对秦巴之间汉水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农村状况和民俗的了解;汉中地区是汉代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张赛墓、蔡伦造纸的遗迹，和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旅游增加了许多书本上未学到的历史知识，集体旅游活泼偷快调剂了学习生活，锻炼了长途跋涉的耐力。
附中的课外文艺活动很活跃，歌咏、写作、办墙报、演话剧、哑剧、英语剧以及各种小型文艺形式都有。每年各班都要排练一些节目参加校内会演或借用城内的汉滨戏院演出。我们班曾在汉滨戏院演过话剧“柳暗花明”，剧务组织和前台表演对一些少年学生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锻炼。“汉上风”文艺社是一个跨班级的文艺组织，一期一期的学生毕业离校了，但“汉上风”坚持多年，迁到兰州仍继续活动。一位老师倡导用柳枝烧炭笔在毛边纸上作画，一时风行全校。大型抗日宜传炭画曾悬挂在城固县的钟楼上。汉江两岸的景色曾吸引过许多酷爱写生的同学。有的同学对设计报头、各种应用图案和造型很感兴趣，丰富了抗战时期的实用美术教学。
各科老师和同学一起制作教具，‘木质及石膏模型;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把脊椎动物的骨头除脂后连接成骨骼模型;搜集材料，扩充实验，如打下日本飞机后，许多同学去敌机坠毁地，拾来灭火钢瓶，王玉书老师讲解了灭火原理做灭火介质喷射试验时，同学感到喷嘴附近烫手。王老师说不是烫手是温度太低冰手，人对冷热的分辨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太热太冷就辨不出来了。
学生分组测绘学校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图是一项很实际的活动，我们先定位，用各种符号画出草图，再用长绳子量出各测点之间的距离，按缩小了的比例制成较准确的局部地图。
许多同学做过一些有趣的科技小试验，如用木片制作航空模型滑翔试飞;用五倍子、皂矾和颜料配制字迹能耐久的蓝黑墨水;用明矾水处理纸张以防泅;把白布结扎后染色以形成扎染图形;以粉笔为灯芯，以蜡油为燃料做成不消耗灯芯的小灯等。
附中同学勤劳又勇于实践，许多生活用品也自己动手制作，如自制文具盒、自制木板拖鞋、自制垒球棒、自制球拍，有的同学自己缝游泳裤叉。女同学通过“家事”课学习学会了做饭、做菜和缝纫。
附中的教学不光是传授知识，劳动教育、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结合的较好，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各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不少同学在某一方面习有专长，为他们后来的深人学习和更好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城固附中的学习生活给师生们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城固，城固，它是铭刻着我少女的梦与成长中的理想的地方!附中，附中，它是陶铸我，教育我，使我成为今日的我的母校!
1939年的夏天，我在城固参加完附中初中一年级的人学考试后，便望眼欲穿地在汉中姨母何梅志家中天天等着放榜。那天，终于来了!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从汉中乘长途汽车再度来到城固看榜!我穿过大街，那时简朴得还没有汉滨大戏院，出东关，过断魂桥，来到关帝庙大门前。实际上那就是附中的校门。老远地便看见黑压压的一群学生站在校门口的右手墙壁前，大家都紧张地抬着头自顾自地，从右至左，由上往下地转动着头，在离地一人高的墙头张贴着米黄色的榜纸上，写着黑色半寸见方的毛笔字的名字中，找寻自己的!那榜上殿后的一行字下面，还盖着红色的，大而方的校印。及至挤上前来，看到我的名字赫然在上，我便欢天喜地飞跑而去。从此，凡是榜上有名的，大家都在这一颗鲜红的校印下，青青的终南山前，悠悠的汉江水旁，结成了手连手、心连心的手足之情。遭逢离乱后，虽经历了惊涛骇浪，但天之涯，地之角，再重逢时更为珍惜那份淳厚的情感。城固、附中二者实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我们怎能不爱戴她?
1925年，燕京是我的出生地，生命的起点。而1939年城固附中是我人生的起点。我曾在那里受教、恋爱，开始接触人生、社会。我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的蓝图曾在那里任我翱翔，正如“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般地驰骋于我的心灵世界中，1939年的夏秋之际，初一刚一开学，我以初生之犊的感觉，换句现代流行的语言就是“没有受过污染”的纯纯的我，投人了人生。但是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附中校舍后面的农家发生了小媳妇上吊自杀的惨剧。至今，我仍难忘她那稚嫩的小脸蛋，穿着一身红裤褂，僵硬地躺在辉下门板上，马久斋老师正为她做人工呼吸……那时单纯的我不知死生为何物。而今，当人生境界领悟到有死必有生，“古人今人若流水”之时，那幕盘踞心头的红色悲剧，忽然戏剧般地令我兴奋不已!那不是当年它正昭示了我们“中日战后”胜利后复员北上，附中经过了八年俗血抗战的洗礼后将如浴火凤凰般地璀璨、夺目屹立在北京!
当初一开学不久，第二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便是跟我同时考进初一乙班的刘琦，开课没有几个月，她便当电影明星去了!50年代在台湾我曾看过一个她主演的片子。至今我的脑海里仍深印着。有一天，我俩在关帝庙侧面，站在围墙外所留出的窄窄的高台上，下望着操场，她那白哲的皮肤，有着双眼皮的大眼睛，亭亭玉立在我面前，一双动人的嘴唇正爱娇地，头一摇一摆地对我述说着她的故事……
我在城固附中受教六年，从1939年开始上初一甲班直至1945年6月高中毕业，在这期间，从许多老师的身教与言教中获益无穷，一生受用不尽。51年后的今天，当“冬裘夏葛相催逐，垂老光阴速似飞”之际，不由得更怀念起老师们的种种。还有他们人性化的一面。
根据我手边仅有的1995年8月北京师大附中(城固)在京校友会简讯增刊第二期中看到筹划出版“北京师大附中(城固)纪念集”的消息，其中文章目录上有赵慈庚老师在“我们的老师”一栏内的大作标题21条(我尚无缘拜读过)，更使老师们清晰地—重现在眼前。高大健硕的贾晰光老师，挺着结实的肚子，大踏步地进出历史课堂的教室。那时我尚不懂要尊重别人的“隐私”权，有一天为了要问个历史课上的问题，跟刘力邦竟孟浪地一头走进他校外的住处。因而脑海中至今仍有着那双熟悉的手套的影子。“通变得情”(赵慈庚老师所描述的)的许忆痴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班英文，但温文儒雅的风度，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使我印象深刻。在40年代的初期，有一天许老师上完课走出44年班的教室时，从腋下夹着的同学们交上的英文作业簿中掉下来一张纸条在教室外的过道上，因此这个秘密被传开来……张建侯老师，短小精干，正如赵老师所描述的:平易、宁静、机智。那时同学们家中寄来的钱，为了安全起见都存在事务主任张建侯老师处。我们取钱用时，便从教室走过操场，上台阶，到高台上的院子里，向左一转便看到了张老师的办公室兼住所。他有本同学们存钱的账簿，张老师确是聪明过人。
印象中好像赵慈庚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也许高二时我被编人文组的关系。初中时我对凡教高年级的老师们都有种“仰之弥高”的感觉，如像赵慈庚老师及魏庚人老师等。所教过我们数学的老师们都在大代数、平面几何及三角上严格地训练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思考的习惯，给我们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使我们日后在思考能力上能够思路清晰、条理分明。魏庚人老师似乎只教过我们班(45届)很短一段时间，但他却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习惯。记得在教室里我有数学间题要问他，魏老师便很随和地在我书桌前排的凳子上侧身坐下来，脚放在过道上，头转过来面对着我，但给我讲解时却用他的手捂着他的口鼻处。当时我小小的心灵上受到极大的伤害。难道我身体上有什么异味?因为王玉书导师在课堂上时常训导我们凡事要先反躬自省。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是魏老师当时身体不适，怕传染给学生。自从我来台走人社会后，每逢我离家，无论是上街去工作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时，总要先清洁身体，换好内衣，方才信心十足地出门去。说到王玉书老师的训诫，听了他“凡事要反躬自省”的话，让我跟人“吵架”时吃亏不少。每逢“吵架”，往往都是对方先出言不逊，习惯性地我会即刻反躬自省，如此一来，我便失掉了反击对方的时机。事后我时时懊恼不已!还有，每逢周末同学们开同乐会时，散会后王老师一定在教室内从旁教导着我们:“要善后!”“要善后!”这“善后”便深深地印在我意识里。因此，在目前的生活中，每逢我外出回来，再累，也一定要先把手中各物一一安放在适当处，绝不会一放或是一堆便不管了!朋友来访时问我:“你怎么把屋子弄得这么整齐?”我说:“没别的，每次物归原处，就是随时善后而已!”
记得在汪伯烈老师的课堂上，坐在前排的叶树明有一天站起来反驳汪老师说:“我认为——”汪老师还没听他说完，就以他那特有的嗓门，细细地，尖尖地高声急着说道:“你认为行吗?我还认为你该长高点儿呢!”听后，全班的同学想笑又把笑憋回去了!这便是如癫似狂的汪大夫!王兆荷老师从师大刚毕业不久便来城固教我们班开明英文，她年轻貌美，不由得让男女同学们多看她几眼。一天在课堂上她正讲着书，忽然停顿了下来，抬头看着后面几排的男同学生气地说:“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呀!”这时同学们鸦雀无声。记得初三毕业的前夕，陕南区举行英文会考，附中得了第一名，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兆荷老师。我于1988年台北附中同学会上见过她。听说她现独居以清唱京戏为消遣。
当高元白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辨认“己”“已”及“巳”三个字时，他自己就先一边笑着一边高声地唱起来:“己开，已半开，巳字全不开!”至今我每逢写这三个字时，心中总要从头默唱一遍才敢下笔。走笔至此，高老师潇洒的风姿与听课时如坐春风般的感受和他笑至尾声时，笑声便戛然而止在喉头的余音一一呈现在眼前耳际……啊，这一切!回来吧，我的青春年少!
今年(1996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我曾跟随么女赵青芷全家及她的另外三个朋友共四家，从加州的圣荷西市出发至内华达州的太浩湖去露营。那晚当大家坐在沙滩上静候那瑰丽的焰火绽放在夜空之际，我便换上了游泳衣，以古稀之年下湖去教嬉水中的孙儿们游泳。那时我想起来鹿笃根老师当年于我们读初中时，便在汉江边沙滩上教我们做蛙式、仰泳及其他的各种游泳姿式了。可惜当时没有好好跟鹿老师学，如今落得只会狗爬式和仰泳。那晚当我从冰冷的湖中出水后，正感到通体舒泰之际，传来了那四家年轻人的赞叹声!因为她(他)们竟不敢，也不会下水。我欣然接受了她(他)们的赞美，但我对她(他)们说:“我应当把我这份荣耀归于当年教我游泳的鹿笃根老师!”
“朗爽笃实的”马久斋老师口头上老挂着“笨哪!”“笨哪!”的。至今那声声的口头禅仍清晰地响在耳边。“方正的”徐知良老师，身体也是方方正正的，结结实实的。不太高，给人一种墩子型的感觉。在历史课堂上，若看见王玮姗姗来迟，徐老师必定一边双眼盯着她，一边学着她“叽叽喳喳”地叫。身材较高的王伟烈老师是我们初一时的导师。他永远是那么不疾不徐，慢条斯理地走进教室。他也永远穿着一袭长衫，站在讲台上，二话不说，立刻面对着同学们，看向半空中不温不火地开讲生物。我们的校长方蔚东先生正如赵慈庚老师形容的，是一位淡泊、宁静的君子。1973年的夏季当我在台北舟山路侨光堂“海外华语”训练班受训时曾至木栅试院路他府上去拜渴。那时师母尚在，整天微笑着。在那段期间，我受邀与方校长，艾弘毅老师和铭益学姊及其他数位附中同学在台北会宾楼聚餐。那是我最后一次亲炙校长的慈辉了!如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空留无限的遗恨!
冯成麟老师，那时是城固附中的教务主任。我虽未曾受教于他，他眼光犀利在众多学子中一眼能洞悉我的缺点。他在我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伯昭学女弟毕业赠言:伯昭聪甚师友悉重之，其成功可预卜也。惟愿脚踏实地，多步实路，不自败尔。”
在我一生中，我未履行他的谆谆告诫“多步实路，不自败尔”正是我的致命之伤!冯老师的字迹一笔一画，有棱有角，正展现了他的学养深厚，言行方正不苟，他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啊，老师，老师!我是多么地希望一切能再重新来过……
1993年6月的一天早晨，当我推着刚满一岁的外孙徐家强坐着他的小车在住宅区内散步时，忽然隐隐传来阵阵的笛声，于是我循声来到了那户人家的窗前，在墙外我驻足倾听良久。那悠远的笛声引领我飞越关山回到了城固附中的音乐课堂上，叶树桐老师正带领同学们跟着他唱:“谁家玉笛暗飞声，散人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同时我也看到了中等身材的叶老师，显得有些柔弱，双眸充满了感情，眼神闪烁着忧郁……此时，此刻，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每逢耳边响起了“当月光洒满一地”的旋律时，那可爱的城固，那附中无优的岁月，可敬可亲的师长们，如兄如姊般的同学们，终南山巅，汉江河畔玉米田里偷摘的心虚，蕃茄地里初尝西红柿的滋味……似浪潮般地袭上了心头。啊!它们都已一去永不复返了!但愿今夜月如银，同照附中人，日月齐争辉，遥寄母校情。
在附中，汪老师从古路坝到城固东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们语文，一直担任级导师。我的语文毫不含糊地说，是在汪老师的指点下打下了一定基础;而且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思考问题，这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宝贵的。汪伯烈老师是我的恩师。自附中西迁兰州之后再未见过面，常常思念着，也向人探询过，但始终未得要领。感谢赵慈庚老师的文章《如癫似狂的大夫—汪伯烈》，强烈地激起了我对汪老师怀念之情。
记得在古路坝曾举行过一次全校性班际讲演比赛。我们班会说普通话的、比较活跃的大有人在，可初一乙班把我这个“土包子”推了出来。我十分惊惧，非常怯阵，再三推辞，均遭劝阻。
“语和文是分不开的。先有语，后有文，讲话是首要的。什么都有个第一次，这是锻炼，锻炼、锻炼就行了。”
“可是这是比赛，得不到名次，多丢人，而且影响班集体……”
“我们着眼于培养和锻炼。名次是要排的，‘第一’有，‘第末’也一定有嘛!要尽心尽力去做，记住:敢于登台就是胜利!”
汪老师一边劝导，一边代我选题改稿，把我约到山边地坎空旷之处去练习，面对坎边的高粱和一洼洼包谷苗，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听众，大胆地讲。过几天你上台去讲，面对你的听众，就是这些包谷、高粱……”
这办法也真灵，我终于背熟了“台词”，比赛那天，我脸未红心未跳，上台了，还生硬地用了几个手势。比赛的结果就不用汇报了。我了解到汪老师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培养锻炼本地人——“土包子总不能老是土包子呀!”
真没想到教书成了我终身职业，汪老师这些方法差不多我都用上了，用于我自己，也用于开导我的学生，感谢您啊!我的恩师!
汪老师教语文，不但着重内容、篇章、结构的分析，对一些句子也作句法分析，划表划线，讲层次和结构，还宣传讲解注音符号，自称“黎汪学派”(黎:黎锦熙，汪:汪震)，有些同学对有些字读不准，分辨不清。汪老师往往又是张嘴巴指舌头，又是抬舌根捏鼻子，让人听声辨音，还一个个亲自查看，费尽心力。
50年代中期，一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语文教师对汉语，特别对拼音字母多不熟悉，一时我成了专职汉语教师，有一期我竟教了12个班级的汉语。在1956年，重庆曾集中全市中小学语文教师于沙坪坝南开中学，学习拼音推广普通话，我被聘为讲师;前几年还在大学任教《现代汉语》。我对人说，我的知识基础是在附中打的，这话出自内心，我想起了附中的教师，也想起了我的恩师汪伯烈。
汪老师曾借一次班级活动，邀请教生物的王老师给我们班(都是男同学)做过一次性生理讲座，揭开了许多人体秘密。敢于冲破“性的禁区”，这在当时的中学，实在是一种创举。
附中迁到关帝庙，记得有一次搞文艺会演，汪老师曾编导过一出短剧，剧名剧情记不清了，结尾部分轰出一群魔鬼。我颇为惊诧，事后询问汪老师:“现在是破除迷信，您怎么搞起妖魔鬼怪来了?”汪老师一听很生气:“啊——!这是搞迷信吗?幼稚，幼稚!你懂得什么叫‘寓意’吗?寓意就是深刻的社会含意!社会就是个大舞台，懂吗?现在虎狼当道，群魔乱舞，不是现实吗?”我听了恍然大悟，“噢!”了一声，鞠了一躬，急急告退。
汪老师曾在城固南大街一中药房恒茂堂挂牌行医，脉资不定，对贫苦者分文不取，并以患者来就诊，引以为荣。一次我父亲患病，汪老师知道了，亲到舍下诊脉，开了一方，让去抓药即服，说，明日保证见好。但因“滑石”剂量太大，未敢服用。次日汪主动又来复诊，一把脉，很生气:“啊——!昨天的药未服、未服!服了脉象不会这样。”又开一方，说:“快去抓，服晚了会更加重的……”同学们有病，他也常常开方给药。汪老师这种热情主动救死扶伤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汪老师曾养一只狗，也有一番养狗论:养狗最划算。狗不讲吃，不要穿，无好逸恶劳之习，无贪图享受之欲，日为门卫，夜是岗警。特别对单身汉，那是最佳的忠实伙伴。有时尾随相从，有时居家守舍，听从主使，毫无怨言。
汪老师，雨天戴斗笠，晴天用草帽，从不使用伞。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打了伞就占去一半，很不合算。汪老师对农民雨天戴斗笠披蓑衣进行操作，十分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