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据老师教我们班的英文，从初一到初三，教学时间最长。人们常把恩师比作父兄，张老师就好像我们的老大哥，这不仅由于他那时刚从师大毕业，还很年轻，更由于他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处处关心我们，使我们在流亡生活中有所依靠。他教给我们的英文则一生受用不尽。
那时我们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这套书编得很好，加以张老师深刻领会了编者的意图，通过教学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初学英语者往往被那些繁琐枯燥的语音、语法搞得昏头转向，视为畏途，而张老师却不从语音语法开头，甚至几乎没有集中讲过语音、语法，他总是以课文激发同学的兴趣，然后引导我们反复朗读，从中逐渐掌握语音、语法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再作必要的归纳总结。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under line”，他要求在课文下面划线的地方都是英语的习惯用法，这些习惯语的积累大有用处，使我们从开始学习就避开了“Chinese English”的歧途。前几年我路过西安，拜访过同班学友孟昭燕，那时她刚从英国讲学归来，谈到英语时，她说英国人都赞扬她的“伦敦腔”，这话有点半开玩笑，但也说明一定的问题，当时我们自然就想到张老师，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张老师曾对我寄予很大希望，但离开附中后我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解放以后接触更少，就连原来学到的也生疏了，真有点愧对张老师。饶五祥兄在那篇《我与田际明校友》中，曾提到同等学历考西大的英文答卷，其实那件事与其归结为我的英文程度，还不如说是急中生智。当我看到作文题(A Lost Dog)时，想来想去实在难以抒发失掉一条狗的心情，后来灵机一动，这莫不是让我们写“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犬?”恰好张老师教我们的补充读物中有这么一句，并让我们“under line”，印象极深，于是我就围绕这个意思把有关的“under line”都用上了，结果还得了个“紧扣主题”的好评。假如说这次偶然中有必然的话，那又得归功于我们敬爱的张老师。
张老师几乎每天和我们在一起。除上课之外，当我们早晨在操场上读英文或背国文的时侯，发现张老师也已漫步在操场上低声诵读了，有间题可及时向他请教。当我们课外活动时，张老师常常和我们一块儿打垒球、去汉江游泳。晚自习他是必到的，当我们遇到困难陷人沉思时，猛抬头正碰上他关切的眼神。张老师还指导我们排演过英语短剧(six sillies}，当时在校的同学可能还有印象。张老师的宿舍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时竟乐而忘返。
我最后一次见到张老师在1946年，那时他应聘从四川金堂的铭贤学院到南京的东方语专任教，路经西安，住在尚仁路(现解放路)的一家旅馆，我和艾天培同往拜渴，畅叙别后的情况，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
解放后我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总无消息，直到80年代初期才听说他已辞世。后来我出差北京，带着对恩师的怀念，拜访了我们的学长兼师母谢景文，才知详情。原来张老师在50年代当翻译，曾参加过万隆会议，由于保密，和人们很少联系。后来转到北京外语学院，1971年年底病逝。谢景文给我看了张老师的两件遗物:一件是师大同学录，一件是我们班的同学录，可见他也怀念我们班的同学，直到逝世。谢景文还赠给我张老师的一张遗照，虽然老了一点，但风貌依然，秃顶、连鬓胡，双眼透过镜片放出智慧的光芒。我经常取出来看看这张照片，仿佛张老师还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