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到山东日照参加学术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在日照宾馆的卡拉OK歌厅里观看文艺演出，有一位女演员唱《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音色、韵味、神情甚至长相，都酷似当年的刘长瑜。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一下子就回到了少年时代。
现代京剧在全国普及的时候，我刚好小学肄业赋闲在家，整天没事干，就抱着家里的半导体听戏。刚开始，只是想让它们填充我的无聊与虚空;慢慢地，就听出了门道，也听上了瘾。每天一早一晚，是听“选段”，上午或下午的大块时间，则听“全本”。有时，还听用地方戏移植的戏本。听李玉和用河南话说“谢谢妈”，听胡传魁用慢悠悠的黄梅戏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觉得挺好玩的。
不仅听戏，还跟着半导体唱;不仅唱，还大段大段地背台词，背唱腔。到后来，我甚至能将《红灯记》、《沙家洪》和《智取威虎山》这几部“普及率”最高的戏，从头至尾地背下来。父亲看我“背诵”得如痴如醉的神态，便摇着头苦笑。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如痴如醉地背诵(论语》、《孟子)和(左传)。
进中学以后，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排的第一部戏就是《红灯记》。按我的“戏剧才能”本来是可以演出一号英雄人物李玉和的，无奈我身体欠魁梧，脸型亦非“浩亮式”，便只好去做“磨刀人”，整场戏就一句台词:“磨剪子嘞—抢菜刀”，吃喝声中，透着几丝“怀才不遇”的优怨。多少年后，看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刘闯，才知道像我当年那种身材和脸型，其实也是可以演英雄人物的。
我们的少年时代，没有古典音乐也没有世界名著，演唱现代京剧便成了唯一的精神生活;没有夏令营更没有化妆舞会，引用戏中的台词或唱段来“对话”或“抒情”就成了高雅与时髦。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戏后面的那些“戏”—那是大人们的故事。我们是用青春的心，是用卓吾先生所说的“童心”来感受的。那个难忘的夏天，我们“《红灯记》剧组”下乡巡回演出。在老乡们用大大小小的门板拼成的戏台上，磨刀人每天晚上都要和李铁梅“接头”，时间一长，就“接”得有了“戏”。不过，一直到初中毕业，“关系”也没有接上。毕业后，“李铁梅”上了高中，“磨刀人”下乡做了农民。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一如既往地爱听爱唱，并不全是出于对现代京剧本身的爱好，也不是那种“票友式”的痴迷。对于我来说，她是一个载体，她承载着一段逝水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