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小品，郭达扮演一位汽车司机，很认真地背诵《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是在五台山烧炭……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加拿大精神·一”我和太太笑得喘不过气来，女儿在一旁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笑的?
她不知道，包括《纪念白求恩》在内的老三篇，是她父母当年的必读书，不仅必读，而且必背;她更不知道，那个年代，不光有必读书，还有必唱的歌，必看的戏，必说(或必不说)的话……
当年受过“必读”之苦的人，如今又要求别人“必读”了。在大学里每开一门新课，第一件事便是给学生开必读书。事后却发现，不少学生并未“必读”。间其因，或说没书或说没读懂或干脆说没兴趣。于是谆谆教诲，要学好一门功课，有些书是应该必读的。心里头却并不反感(甚至有点欣赏)学生对“必读”的漠视。
早在20年代就有人漠视“必读书”了。1925年1月，《京报副刊》向学界名流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项)”，不少人却交了白卷。北大讲师江绍原称:“我不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四川诗人朱大扔也说“必读书十部则太少了，……恐流于杂凑和遗漏之弊”。回答得最干脆的是鲁迅:“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鲁迅对“必读书”的模视，在当时还引起一场风波，有人写文章攻击鲁迅，鲁迅也写文章反驳，唇枪舌战，很是热闹。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一生都是以“批评封建文化、宣扬科学民主”为己任，他对“青年必读书”的态度，与他整个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当时，有人给《京报副刊》主编写信，说“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
话又说回来，不管名流硕彦开不开“必读书”，人一生总免不了“必读”许多书。但这“必读”，我以为，最好不是别人(家长、教师、领导等等)强加甚至命令，而是由自己去选择去确定。这“选择一确定”的过程，自然免不了参考旁人或前人的各种意见。人之读书，只有读到能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必读书”之时，才算是读出了感觉与境界，也读出了滋味与乐趣。
不止是读书。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打从有了听力开始，便不间断地接受“听话教育”，耳畔总是回想着“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要怎样怎样”。等长大了，走出校园走人社会，反倒不知道该“怎样怎样”了。
女儿已开始读文学作品，我要求她必读《红楼梦》，还特地买了一部少年版的。然而，还未等刘姥姥初进荣国府，女儿便将(红楼梦》换成了(安徒生童话》。
时代毕竟不同了。这些年，不再有全国人民必读的书、必唱的歌、必说的话。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