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姑苏，常听苏州的朋友说起两个词:苏南，苏北。将要人海的长江，把江苏一分为二，江南富庶发达，江北贫瘾落后。苏北水涝成灾，有些农村，一年当中将近半年泡在水里。即便是工薪阶层，其收人也只有苏南人的三分之一。苏北穷得滴水，苏南却富得冒油。全国百强县之首，中国最大的桑蚕产地，新加坡投资的新工业园区，都在苏南。“沙家洪”也在苏南，郭建光唱道:“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苏北虽穷，却是人才辈出。譬如兴华，一个县竟出了一千多名教授，是全国出了名的“教授县”。于是我想起了我们湖北红安的“将军村”。红安也是穷地方。毛主席说得对，穷则思变。只是“变”的方法有别，或变为将军，或变为教授。
穷地方的人，要变，要成才，必须走出那片穷山穷水;但一旦成才，则是应该回来(或者投资)改变家乡的“穷”。当年张自忠，冯玉祥，就在家乡安徽投资办学。苏北的千名教授.如何为家乡脱贫而出力，笔者不得而知;但正在苏南念大学的苏北学生，毕业后不愿回苏北，却已司空见惯。每年新生人学，常有这样的对话:“哪来的?”“苏北。”“好好学习，争取留苏南。”学生恋爱，也是“苏北”迫“苏南”，才貌双全的苏北女硕士，愿嫁苏南专科生。读完硕士或博士，宁可在苏南找一份与本专业“不搭界”(苏州话)的工作，也不回苏北……
当然不能简单地责怪苏北学生。这正如在武汉念书的大学生，愿留武汉而不愿回鄂西。即便是留在了武汉。过不了几天就可能策划“孔雀东南飞”。前些年，笔者曾参与几次文化沙龙的讨论，主题是“湖北文化如何走出湖北”。结果，未等到“文化”走出湖北，沙龙里的“文化人”走得只剩下笔者一人。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经济落后、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尤其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然而，滞后的经济与文化，不能给各种人才提供必要的生活与人文条件，也不能为人才提供其施展才华、创造业绩的空间与机遇。于是，最需要人才的地区，往往是人才最容易被闲置被埋没的地区。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人才理论家和人才主管部门的专业范围，笔者不敢“越姐代An。只是觉得，美国人当年开发西部，至少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弘扬一种探险甚至冒险的精神;二是人才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或出或人，相当自由，没有任何政策性障碍或“终身制”制约……
少年时代，我是在苏南度过的。那是一座具有数百年纺织史的江南小城。大概因其位于长江之南，所以被称作江阴吧。
小的时候，因我手指修长，母亲常说:“长大了准是块纺纱织布的好料。”我家那架可堪称中国最古老的手摇纺车的嗡嗡声，和那台被岁月熏得失去了本色的脚踏布机击梭的啪啪声，构成了我幼年的催眠曲。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八九岁时，我已能稳稳地坐在夭井中，手摇纺车为母亲i一手好纱管了。50年代的江南村民，生活上不算宽裕，我家柴、米、油、盐的支付，全靠那台老式织机和母亲不知疲倦的劳作了。当我第一次穿上用自己纺的粗纱织成的土布新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长大了许多……
那洁白的棉纱啊，编织了我童年多少纯真的梦幻。
母亲的话真灵。14岁那年，我离开了养育我的水乡泽国，北上千里，西出阳关，支边来到大漠深处的绿洲，成为新疆喀什棉纺织厂的一名纺纱女工。
那是一片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土地啊!五天五夜的火车和七天汽车的颠簸，仿佛把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到处是骑着毛驴的维吾尔巴郎，头里面纱的阿牙儿，肃穆的清真寺到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脸香……然而，那座拥有数万锭纱的棉纺织厂，把我那颖尚未成熟的心，拉向了我自幼熟悉的纤维世界。这里的棉花比家乡的更白，纺出的纱更细，织出的布更美。就是在这座绿荫环绕的厂房内，头戴花都马克(帽子)的买买提大叔教会了我接车、升车、开车;梳着18根小辫的吐尼莎大姐，不厌其烦地教我接头、插管、落纱……20多年过去了，我青春奔放的活力和缠绵的感情，都倾注到了那洁白无瑕的纤维之中。我用深情和爱恋，同各民族姐妹一同编织着边疆的富烧美丽，编织着各民族的手足深情。
也许我真的与这充满柔情的纤维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随丈夫调到黄海之滨的中国第一家化纤厂工作时，已是“人到中年”了。
又踏入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纤维世界;接化的聚脂，从喷丝板中泻出，顷刻化作缕缕银丝;粘胶喷入酸液，顿时拉出束束长丝;烘千机旁白绒绒的人造毛源源落下……这才真是纤维的-大千世界!我不由地倍感欣慰:童年的梦幻在这里变成现实了!
从古老的手摇纺车起步，我踏着这条纤维铺就的路走过来了。我生命的情丝，已与纤维交级在一起，纤维在我的面前，编织出一个洁白无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