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写了一篇《哪朝哪代纤夫的爱》，把一首流行歌曲所包裹的陈腐、庸俗和色情，剖析得淋漓尽致。文章发在《南方周末》，又被《文摘报》摘登。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很大，读过a文的人想必不少。我当时预测，过不了多久，就没多少人唱《纤夫的爱)了。
周末到司门口逛三联书店，对门的一家商店，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纤夫的爱》，一遍又一遍;晚上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两位著名的相声演员，有滋有味地唱《纤夫的爱》，边唱边跳。
我愤愤不平:鄢烈山的文章白写了。
继而自间:文章有什么用?
曹王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了皇帝还恋恋不忘文章。如今的文人，大多无权无势，自然不敢奢望用文章去“经国”;那么退而求其次，总该对当今社会的除弊兴利有一点点作用吧。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宽松，文人们大多敢想敢说，只要是看着不顺眼的，都敢写成文章或讽或刺:诸如腐败、奢侈、暴利、假劣，诸如地摊文学、武打电影、臭长臭长的电视剧，诸如《废都》、《小芳》、《纤夫的爱》，都会成为讽刺的对象。
问题是，‘.或讽或刺”的文章发了不知多少，而被讽刺的对象依然故我。腐败的照样腐败，奢侈的照样奢侈，电视剧依旧臭长，满街依旧是《纤夫的爱》……
文章果真无用?
似乎不能一概而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弊端，自有它滋生的土壤和存在的基础，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靠几篇文章是无法革除的。但文章的批评讽谕，毕竟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实质性的疗救，要靠法律、制度和政策。
大众文化和传媒的种种弊端，受了经济制约和人的素质的影响，冰冻三尺，不能指望一墩而就。文章的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在于滴水穿石，在于告诉人们:流行庸俗的季节，仍有不媚俗的声音在。
文学艺术的批评，无论是探讨理论问题，还是评论作家作品，都应该是平等的对话或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儿子媳妇外孙内孙同样可以各说其理。而且这各色各样的理可以和平共处，何必强求一律?
其实，第三种类型的文章如今并不多，仅见的一些，也大多是一边倒。想起二三十年代，鲁迅常常写文章与人争辩，郭沫若、顾颇刚、徐志摩等，都是鲁迅争辩的对象，你来我往，言辞还很激烈。但理论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双方在各自领域里的地位和形象。多少年过去了，郭沫若依然是郭沫若，鲁迅依然是鲁迅。他们的文章依然是“不朽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