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权主义的珊渐多了起来，或译介或评述，或干脆洋为中用，以“女权主义”为工具，解读本土的理论与实践。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父权制特质。女性在呱呱坠地之时，就开始享受与男子完全不同的待遇。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被女权主义者称之为“文化预设”。
旧中国的封建等级制，不仅公开承认，而且制度性地强化这种文化预设。从刘兰芝到窦娥到祥林嫂，这是一部国人皆知的女性血泪史。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在就读、就业、家庭角色、社会地位等方面，与旧社会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
然而，理论或实践上的推行是一回事，种种的常识或流行的看法则是另一回事。比如，人们或当面或背后议论别人时，时常用到两个词:“男人气”与“女人气”。前者指刚强进取、富于理性，后者则是柔顺被动、多愁善感。说某男“像个男子汉”，无疑是褒扬与鼓励，若说他“有女人气”，则是明显的贬讽。说某女像男人一样能干，是“女强人”.则是很高的赞赏了。厌弃“奶油小生”，青睐高仓健式的冷面英雄或葛优式的丑星，已成为一种时髦的美学。即便是职业化的文学批评，也是重阳刚贬阴柔。阳刚可以等于美，阴柔与“萎靡”却只有一箭之遥。比如诗歌，女性诗人要以杰出的男性诗人为楷模，所谓“蔡淡诗笔势似建安诸子”，几乎成了闺秀诗品评的公式化赞词。
这种流行的标准，有着两个方面误区:一是以男性特征代表正面价值，而以女性特征代表负面价值。二是以一种公众期望和习惯性风尚，迫使女性条件反射式地选择从属地位，通过接受男性标准并模仿男性，来确认自己的地位。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男人气”与“女人气”，所谓“刚强”与“阴柔”，并非是先天的或生物性的，而同样是父权制的文化预设。女性主义的文化目标，就是要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预设，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以争取文化上的雌雄同体。
中国之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己有近百年历史，但诸如遗弃女婴、拐卖妇女、暗娟、性犯罪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女权主义的文化批判精神以及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仍有借鉴意义。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她的文化唯物论内核和大文化视野，她对男性权威的解构和对女性文本的重新解读，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也正在发挥较大的启迪作用。
以一篇千字文讨论这个题目，实在是“大题小作”;读者若欲见”女权主义”之“大”，可读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