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今与我言：“汝作古文一篇，然后可玩矣。”吾暗笑：此等易事，吾当手到擒来矣。则许之。
吾坐案前，展纸，执笔，欲作之。然苦思冥想，不知作何。真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
吾弟至案前，因言曰：“母令汝速写，今何如？”吾心烦意乱曰：“知矣，知矣，汝玩去也。”吾弟行矣，吾心犹乱，不知欲何。
吾左盼右顾，绞尽脑汁，毫无思绪。母亲前来导吾，吾思理矣，豁然开朗，思如泉涌，终作一文。母视之曰：“虽作之哉，然犹有所不善者，当再改之。”言而已去。吾字斟句酌，细细推敲，再改之。母复视之，甚悦，赞之曰:“孺子可教也。”
吾自思忖，终明一理:所谓作文者，在于博文广记，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则作文时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诚不我欺也。
春寒料峭的二月，在没有暖气的书房里重读李货的水浒评点，居然还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第二十三回总评，卓吾先生感叹耐庵的性格描写是写什么像什么:“何物文人，有此肺腑，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我想，用李资的这段话来评点李蛰的小说评点，是再合适不可的了。当你被李生或李和尚那些愤怒而真诚、犀利而机智、果断而诙谐的点评所吸引所打动时，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
严格地说，李赞并不是文艺批评家。我们今天常说的所谓“批评意识”、“批评理论”或“批评方法”等等，他似乎都不具备。但是，李费有思想有童心有真性情，有对他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民心向背和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对个体生存和生命状态的独特领悟。更重要的是，李货还有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率性直陈的勇气和智慧。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所缺乏的。有学者指出:“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不仅体式机械呆板，较为单一，语言文字也大多干瘪生硬，枯燥乏味，且散乱芜杂，空洞无物，缺乏个性”.在批评文体上又形成四种模式:板块组合、原作抄引、材料拼凑和用语玄虚(杨守森(缺失与重建—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面对这样的文艺批评，你不得不无奈地哀叹: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
中国的文艺批评，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理思与诗性相融合的特质。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文学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批评思想的诗句，都为后来的文艺批评奠定了一个诗性言说的基调。语言方式的文学性和抒情性，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与个性化，共同构成中国文艺批评的诗性特征。然而，20世纪中国的文艺批评却丢弃了自己的诗性传统，基本上靠“拿来”或“他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上半叶“拿”欧美、俄苏乃至日本，中叶“拿”前苏联，下半叶“拿”欧美，到21世纪则无所不“拿”或不知所“拿”了。用全球化的大旗遮避本土资源，以唯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取代诗性智慧。批评者所遵循的工作程序，是先将批评对象(本土文艺作品)置于一个现存的(当然是外来的)理论体系或框架之中，然后操作这个“框架”所规定的一套方法和术语，对作品进行或解构或建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处理。经过这样一番操作过程，作品鲜活的生命被风干，作品特有的魅力被稀释，最终作为“主义”之后的一个尾注或“体系”之下的一个标本，成为某种外来文学新论(或旧论)的一个“中国证据”。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对待本土已有的文化传统和资源，如何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作为全球化的支柱和灵魂，经济一体化之中尚有多元化或多极化，而在文艺批评这一最具文化个性或民族性格的领域，怎么能够只青睐“西方”一元(或一极)而将本土资源弃若弊帚呢?更何况，包括诗性传统在内的中国文艺批评的本土资源，已被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是独具价值和魅力的。用外来文化来对本土文化进行“弱化”或“边缘化”处理，这方面的教训可谓多矣。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术界兴起一场“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基本目的是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摆脱西方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束缚，从而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土情况和需要的理论成果”。(杜斌、郑毓信《评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学海》这场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杨国枢在(“西化华人心理学”的本土化:我的学思心路历程)的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如何从西化走向本土化的。他认为，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心理学是一种过度西化的心理学，其研究方式及成果.既难以有效反映、展露或重构台湾当地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也无助于台湾社会问题的预防与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多年来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缺乏个性与特征。中国的学者有意无意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童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在研究的数蚤上.我们既无法与西方相比，在研究的性质上，也未能与众不同。时至今日，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只落得是多我们不为多，少我们不为少。我以为，杨先生这种痛苦而深刻的反省，对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尤其具有振聋发耽的意义。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之中，文艺批评的文化个性或民族性格，表现在她所面对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创造，是我们文化的美学结晶。离开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民众心理，离开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还有什么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可言?李货评水浒，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虽评元(代之)作，实愤明(代之)事”?再看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家，把自己装在各种西学体系或主义的套子之中，在“他者”的众声喧哗之中渐渐迷失了“自性”。长此以往，则远离底层和民众，远离本土问题和社会矛盾，既丢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优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也丧失了一个普遍人所具备的真切的生存体验和健全的生命感悟。文艺批评的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者或谋生或邀誉的手段，有时还沦为或捧杀或棒杀的工具。为利而著文，为文而造情，何来童心真性?又何来禅意诗情?批评主体已无才胆识力，批评文本则必然是既无金石之声和韵外之致，更无兴观群怨之效和熏浸刺提之力。我们的文艺批评如何疗救病症，如何走出困境?杨国枢教授的“本土化运动”是一种可借鉴的方法，而对“诗性传统”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本土资源作“通变”式利用，无疑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