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诗歌史》是一部断代分体文学史，却完全摒弃了以往文学史惯用的“朝代更替一作家生卒一思想内容一二三一艺术特色ABC”的旧模式。一是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二是整体性原则。前者解决研究主体与对象的矛盾，后者解决研究对象本身整体与部分的矛盾。历史是一种双重的存在:“对象”的原初性状态与“主体”的再造性理解。是书上卷，以王充“真美”为起点，以刘怨“隐秀”为归宿，以“以少总多”为骨骼，以“动情与气骨”、“真实与形似”、“新变与精致”为经络，精心营建起一个宏阔而严整的理论体系;下卷，则以中古诗歌曲折多姿的历史演进，以中古诗人凄决坎埠的』b路历程，以对文学史原初存在的创造性描述，为上卷的整体性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石和丰润的理论血肉。文学史研究的转型，便在两卷的互补与契合中完成。
本书副题是:“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这才是作者的“本意”:从文学史研究的特定角度，展示中国文化一心理的曲折演进，追踪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发展历程。这一“本意”的驱动，使得作者成功地冲出文学史研究的封闭模式，在民族文化一心理的广阔天地中，筑起他的理论大厦;而这一“本意”的最充分最畅快的张扬，则是在接踵而至的以“原始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前期文化一心理研究》。
在中国文化一心理的漫长推演中，“中古诗歌”是一段清流，“原始意识”则是源头。作者要从原始意识之中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描绘民族文化一心理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负此重任,《文化—心理研究》“试图对历史形成与发展。负此重任，《文化一心理研究》“试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把握，以求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作者提出的“原生态把握方式”，是一个聚焦点，将是书五大编凝结为气韵贯通的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发散源，将研究模式的转型，由古典文学辐射到整个古代文化。
不论写《中古诗歌史》，还是写《文化一心理研究》，作者都是以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沉郁的生存悲剧感投身于学术的。《中古诗歌史》“刘越石”一章，花不少篇幅，叙述了“一场从未为治史者所知的和诗有关的冤案”，并且禁不住大发感慨:“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当一些人是专会罗织别人罪名的。你愈是志存远大，斗臂之徒便愈要深文周纳。你最好是做顺民，惟上之志为己志，卑微恭谦，那就会广延美誉。即使有大志亦当缄口不语，深于城府。”刘越石的悲剧，正在于他将忠良奋发之声形之于外。而这位失路英雄悲壮的引吭，又正是西晋诗歌的光荣和骄傲。
这种生存悲剧感在《文化一心理研究》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作者指出:中国的神话英雄，少有希腊神话“金桔”“金羊毛”式的浪漫，更多的是断戟、锈链、白骨、冤魂，是困厄与艰危，厮杀与死亡。中国的原始文化，不是“风骚”，也不是“龙飞凤舞”，而是“漫长祁寒的停滞，激烈狂怒的相倾”，是“自然的灾变，社会的仇杀”，是“神人相争”、“两性反目”……作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原始意识，成功地破译神话思维，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对原始精神之遒劲、苍凉与惨烈的认同，是对古往今来之生存悲剧的深切体验，是对待生活的刚健而深沉的态度，以及由此而酿成的沉雄之气、悲枪之情。远古居民的悲剧命运，与当代学人的荒古情怀，交响成大气恢弘的乐章。古今中外，研究原始文化及神话思维的学术专著并不少见，但大多缺乏一种磅礴的气势、开阔的视野以及对读者强烈的震撼，究其根本，恐怕在于论者缺少“生存悲剧感”与“荒古情怀”。
“生存悲剧”，绝非原始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刘越石们的厄运，实乃人类永恒的课题。远古乃至中古居民的生存悲剧，在文明社会中频繁重演，原始与现代于是有了一根千古不断的命脉。灌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使得学术活动与理论成果，能少一些为某种政治或经济服务的庸俗的实用气，多一点切人人之生存状态的深沉而鲜活的现实感;同时，又使得主体心灵有一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容量，从而提高作为人的存在的文化一意义的度。主体与对象，主体的生存状态，学术个性，与对象的原生情状、历史内蕴，在这个文化一意义的“度”上，碰撞交织，孕育出中国学术的沉雄与辉煌。
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研究的转型，成败之关键，在于能否崛起一个中青年学者群，在于这群人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本书作者在寂静的象牙塔与喧嚣的尘海之间，拓开了一片贴近生存状态又洋滋着雄气的学术境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当今中国的学术转型，由社会经济的转型所决定。这个时代的学者，需要学术转型;学术转型，更需要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双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