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山西战事南移。进人1938年，黄河河防逐渐吃紧，在漳关及其以东数处隔黄河炮战，陇海铁路火车开行常出险情，临时大学决定南迁。高中部和大学家属等合编为第四大队。三月的一天晚上上火车，第二天上午到宝鸡。为各大队行军拉开距离，这个混合大队在宝鸡火车站等到天色将晚才出发，行军十二余里到大湾铺住宿，在大湾住了两个晚上，则各大队的行军距离就拉开了。在川陕路上，北段自宝鸡到汉中称穷八站，沿途皆大山，地惰民贫，供给困难，一二千人路过就很难以为继了。汉中往南到广元为中八站，广元到成都称富八站，就好多了，学校为应付这里的穷，用大麻袋装大量锅盔用汽车拉上，并带有部分炊具和烧开水用具伴行，中途发给学生锅盔充饥，晚上住宿再架锅烧水做点汤菜。所谓锅盔是用粗面干烙成的大厚饼，厚约一寸多，直径约一尺半，放点盐不分层，干吃有清香味，水分低，冷贮可维持较长时间，在路上几个人发一个大锅盔充饥很是方便。据说陕西乾县所做锅盔厚夫清脆，颇为有名，对乾县人常起外号为“锅盔”。我们第四混合大队出宝鸡第一站是大湾铺，经黄牛铺、草凉释、凤县、双石铺、南星、庙台子、留坝、马道等九处住宿，路程255公里，历时13天到达褒城。(编者按:魏铭让老校友记忆从西安动身日期为3月12日或16日，老校友王鑫记忆动身是3月16日晚。赵慈庚老师记忆是3月19日，4月2日到达褒城。)
当时出宝鸡南行数里即益门铺，再南即大湾铺，大湾铺距宝鸡十二余里，出大湾铺即出了“八百里秦川”，南人山区，上到山顶即大散关，我们这些平原长大的人对山区还很陌生，感到稀罕，不少地方山很陡沟很窄，住房有的是草顶有的是起脊盖瓦，在大湾铺沟底小溪溪水不过数尺宽，水清流急，时在三月天气还凉，早晨起来天气清新环境宁静，溪水潺潺，顿觉好似进了桃园。小溪中心有一面积约二三平米的块石，平整可卧，沿垫脚小块石过去和吴光荣二人仰卧在此块石上，仰望青天飞鸟，静听风声人语和有节奏的水流声，好不自在，不知不觉中人睡，一觉醒来时已近中午。山上冰雪融化下泻，顿时小溪水面加宽，哗哗作响，醒后水面已深及膝，感到非立即上岸不可，而水流特急，冰凉刺骨，又有小石块随水而下冲腿，便在水中站立不稳。吴光荣个子高且身体壮，他三步两步即跳了过去，而我却为难了，在水中冻得腿抽筋，立不稳，迈不开步，在水中约十分钟才挨了过去，这是多么难过的十分钟呀。后来郝圣符老师对我说，北平的孩子不知山中情况，可得小心呀!
在大湾铺宿二夜后出发过大散关，经宿黄牛铺、草凉释、凤县……至褒城，行程250公里，这个大概是诸葛孔明六出岐山时的一条路线。汉高祖时萧何追韩信也在这一带，所以一路上古迹很多，有时也看到古栈道遗迹。大散关名气大，文人骚士描绘起来好似了不起的雄壮险要。上路开始时，大家一方面感到日寇人侵被迫南下，离乡背井，义愤填膺，越走离家乡越远，悲愤交集，感叹国力兵力不济，指挥不力，将帅无能。一方面看到老乡们都很贫困，相距甚远的一二户人家，感到很是凄凉，触景生情，心中更不舒畅。初行军时，几个人领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工农兵学商游击队歌》……开始时队伍整齐，唱得很有劲，稍后则精疲力尽，成了散兵游勇，三五一群一伙，唱不起来了，过大散关前后是士气最旺盛的时候，以后就不行了。头到凤县已连续三天行军，有的同学腿痛迈不开步，有得脚起泡，脚掌一着地即痛疼难忍，虽然学会了如何挑开泡放走水止痛，而仍影响行进。这时路上的歌声就更奇怪了，曾有一段路程大家一直在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唱完反复，反复了不知多少次，已有气无力，而最后一句唱完，又有某个同学续唱一起头就又接着唱下去，大概这一唱就是半个多小时，行程下去十来里。这些抗战救亡歌曲鼓舞着团结着几百人的队伍南进。约四百人的混合大队，只有极个别的几个家属太太因故乘坐肩舆外，老少男女大都是步行。这在平时是难以想像的，这次壮举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黄牛铺、草凉释等处的特点是贫清荒芜，虽是一个小村，好像没有人烟似的，几处断壁颓垣，找几根谷草都困难。在路上有时叫我们睡到骡马棚里，到处是牲口粪便，臭躁难于人内。到凤县住在一个清真寺内。清洁卫生，礼堂窗子高大明亮，地铺地板、干燥干净，各处都很清爽。
在凤县即现在的凤州住一天两夜，稍事休整，再前往即到双石铺，即现在的风县。双石铺是西北的一个交通重点，东北到宝鸡、西北到天水、东南到汉中都有公路可通，嘉陵江上游自此流过。这里有一块小小平地，是所经过的一个较大的镇子。有人说诸葛孔明出岐山时，马诬失街亭就在这里，收姜维也是从这里往西北去的天水。傍晚队伍到达双石铺，宿镇外，所以没到镇子里去看看。我在的小队共十一人，深感在路上住宿不便，不记得哪位将高中部带的两个帐篷要了来，于是我们就在嘉陵江边，进镇的山口处支起来露宿，郝圣符、赵慈庚等几位老师担心我们在外露宿不安全，就来同我们一同露宿。睡觉前出帐篷活动，此时天朗气清，空气新鲜，流水潺潺，郝老师一时兴起，背诵一首英文小诗教我们，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
第二天到南星，再一日到庙台子，即张良庙。张良庙是这一路上的一个风景点，庙在南行公路的右侧，庙前和四周山势险峻，竹海松林，小桥流水，好似世外桃源。庙内殿堂很多，道士住所也不少，院内一大水池，不少鹅鸭游弋其内，有高塔亭榭，白云插飞竹松间，登到塔上，迎风远眺，好似翱游太空，我们这一群小伙子，不知谁文兴大发，凑了一副对联的上联，但很不像样，经大家拼凑刀斧修改成为“想当年，八魔二怪一妖精共三仙同来游此”。并决定由一人把这上联刻在一根大竹竿上，意思是待日后哪个人再来到此地时，好对下联，写完后大家都踌躇满志‘这副上联的意思是我们这一小队十一男三女共十四人曾来游此。
在张良庙住三天休整，好再连续三天日行九十余里闯过马道这个险站。这三天内我们到处玩了个够。据说黄石公授张良天书即在庙前不远小溪上的小桥处，我们去了两次，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庙内道士确实不少，可大都坐在那里不走动，面黄肌瘦，可是大老道欺压小老道的事却见过几次。一到晚上更是我们参观的时光，张良庙附近有铁矿，道士收矿炼铁铸锅营利，就在庙门内侧设化铁高炉，晚上虽无灯火，可高炉明火和铁水映红通明，站在一旁观看颇有意思。
离张良庙到留坝县，公路自留坝西门外经过，进西门一路上坡，大概县城就是这一条街，也见不到多少住户。有人说这里是张良的封地，也有人说空城计就是在这里的事、
再行九十多里到马道。马道右手依山，左手是褒河，乱石滩相当宽。据说马道是诸葛孔明制造木牛流马起运粮车的地方。到马道校方即通知我们小队不要去宿营，可是我们这几个不本分的小伙子还是偷偷地去河边支了帐篷。满以为可以舒舒服服熟睡，明早好登程，谁知人夜江风很急，呼啸之声叫人心惊，还有好似山上有狼啤之声，更使人胆战，因而过分紧张难以人睡，好不容易才挨到天明，第二天的九十多里地走着可吃力了。
出石门即到褒城县河东店，渡褒河进县城。石门是劈山二三十米而成一狭道，两壁陡立，公路穿过，右手即褒河险滩“滚雪”。“滚雪”二字是在河西岸峭壁近水面处，字有斗大，据说是曹操行军至此，见此险滩生情，令人用绳索将他系下，头朝下近水面写的这两个字。我不懂书法，而貌似懂行的人都赞不绝口。到褒城后大队住县小学，当晚我们还是在河边搭起帐篷宿营。校方传下话来，校址待定，要在褒城住一段时间。褒城是出山后紧靠山边的第一个县城，地方仍很贫清，县城规模情况和留坝差不多。我们进城经过的东门，也只能穿过普通牛车，城内街道大都是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更确切地说是一阶一级的石阶路，几乎没有平直的地方。据说殷封王宠的褒似就是出自这个褒城，照此猜想褒城的女子大概都比较标致，我们几个人在城里城外到处溜达观瞧，却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称得上漂亮的女孩子。有的同学开玩笑地说，大概褒姐太漂亮了，空前绝后，褒城的漂亮女子巳经绝后了。一天，我们几个学生不顾老师的劝阻即下河洗澡游泳了，在褒城虽属长江流域气候，而其时还是水冷刺骨，在水里泡泡就得上岸，在沙滩上再晒晒太阳。几天时间即晒得皮肤油黑，脸上开裂不少口子。在褒城住了二十多天，一日早晨忽降大雨，河水暴涨，帐篷险些被淹，随即慌忙抱起行李跑回小学，这时小学内已无我们几个的容身之所了。
在褒城期间，曾两次去汉中观光。汉中即南郑，自古即陕南重镇，这一带刘邦和诸葛孔明留下的古迹不少，如月下萧何追韩信、霸王城、拜将台、张良的一个隐居所、定军山、诸葛坟……等都在汉中附近各县。
西安临时大学这时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据说校方原意是整队伍径直去四川建校，而教育部却坚持让留在西北，而定名为西北联合大学，校址定的校本部设在城固县、文理法商师范学院在城固县、医学院在南郊十八里铺、工学院在城固县古路坝，高中部也设在古路坝。校址确定后即启程前去，经汉中日行九十余里到达。这时已春暖花香，路上很多刺蔓生小圆叶开小黄花特香的称为七里香的花，这种花好似以前未曾见到过。在路上也见到苦力人抽大烟的情景，抬滑杆的苦力到卖烟处交钱，站在墙外，墙上开一小窗，由里边递出烟枪站着抽上两口就过了大瘾。这时已经禁烟，但在这稍偏远的地方，抽鸦片还是盛行的。
古路坝是意大利传教士横征暴敛集资兴建二座大教堂的所在地，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西工大院和跨院能容下西工九个系近千名学生，附中院能容下高中部三个年级五个班学生上课，二楼即做为宿舍。在南边坡地又建一批简易宿舍，就把上课试验室、办公住宿等用房全解决了，这是多么大规模的一个在偏僻山区的教堂呀!帝国主义势力当年真是无孔不人，遍及各地。如在古路坝已将当地居民都收为虔诚的教徒，土地都是教堂的，生活治病都依赖于教堂，不到其地很难想像，帝国主义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有这样大的政治基础，他们的传教实是为其政治服务的。
刚到古路坝在山区落户，感到一切都新鲜，僻静清新，空气宜人，树多风景不差。曾几次集体去盐井坝(附近一个集镇)旅游赶场。该处有一条小河，湾处还可下水游一游。到古路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到古路坝不多几天，绝大部分的人腿上出红点，大如黄豆，发痒，在当时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大家心情都很不平静。有一位同学在田头用野生艾叶擦红点，就很快消掉。回校一传开，大家群起采艾医治，学校煮艾水供大家洗擦。该处遍地长着艾篙，取之不尽，就这样除了这一病症。遇到的第二个间题是怕生疥疮。当地有句话“神仙逃不开汉中疥”，当地人很少不生疥疮的。我虽然刚到时未生疥疮，可是后来人了西工生了一次，疥虫在身上爬串，是用硫磺生石灰煮水澄清擦洗治好的。
到古路坝方永蒸校长即到任。复课不久，同学们经过串联，再以战区流亡学生会名义向学校提出申请发放贷金，即在离开西安时向学校提出的问题，当时校方说到南方再定，这时又旧事重提了。学校尽敷衍的能事，方永蒸最后说出万“学校不是已经给你们饭吃了吗，还不去好好读书，还提什么?”按开始“行军”后吃饭即不再收学生的饭费，到古坝后也没再叫交饭费，故方说出此话，而各战时中学发放的贷金每月八元，吃饭的伙食费六元，还可有二元左右的零用钱。所谓贷金是政府借贷给战区学生的，到毕业时将贷金总额写在毕业证书的背面“在校期间共借贷金x x x元”，并规定毕业后在一定的期间内归还学校，由所在工作单位扣还。其实这只是个规定，根本不存在还的问题。以我为例子来说，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共借贷金千元左右，而货币贬值，当我到工作单位时的实习津贴，即每月在千元以上，即给六年的贷金不过勉强够一个月的伙食费。学校当时所以不愿发放贷金，据说可能是想仍旧维持附中的特殊地位，不与诸多战时中学为伍，教职员工争取长期支取正常的薪水。这情况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战区学生大多数已断绝经济来源，哪还有钱交纳伙食费。交涉是由代表于某个星期六到城固找校方等进行的，没谈成代表们回古路坝，找各班更多的一些代表人物到养老院去开会商量如何对待。去城固的代表大概有冈天民、吕德润、李士清等人，回来在养老院开会的就有十多人了。当时主导的意见是继续向学校交涉。决定第二天星期一早餐时发动，估计不会很痛快地就答应，即考虑如矛盾激化，要为数十名同学准备饭，筹到一些钱，由几个人在古路坝街上找三个地方借锅灶买柴煮饭。代表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后回宿舍向战区同学们做了传达，大家都很响应。星期一早饭同学们刚盛上稀饭，李士清即站出来向大家汇报到城固交涉贷金的情况，把校方的话说给了大家，冈天民出来又慷慨致词，大致是说贷金是政府给的，这样的给饭吃，我们不吃，同学们应和，摔掉饭碗即去店子上煮饭开饭。早餐后大家都回到教堂，等老师很久未来上课，学生们即高声嚷先生们罢教，这时老师们才慌慌忙忙来上课，于是传为学生罢饭老师罢教。下午方永蒸和三位主任都去了城固，大概是去向大学校长李蒸等人请示研究解决办法。隔日原去城固的代表再去城固，在近城固路上遇上校方等向古路坝回走，即折回古路坝。郝圣符老师讲问题已解决，是个“我们过得去，你们也过得去的解决办法”，大家一定会满意的。到古路坝第二天校方即宜布准许学生的请求，按每月八元发放贷金，而对冈天民、吕德润各记大过一次，对李士清等六人各记过一次并出了布告，记过的说法是言词过激等。这事是过去了，而再到城固时，见了熟人，他们还是什么罢饭罢教引为笑谈。
申请贷金罢饭罢教的事过去了，但影响未能立即消失。李士清已近高三毕业，走人考人西北工学院土木系，其他五个记过的人还没什么，而二位记大过的人则难于在学校继续读书了，这二人能力都很强，考虑处理间题也较仔细周到，毅然离校，吕德润去重庆考人重庆大学，冈天民人了成都军校。
1938年暑假施行集中军训，由汉中军校主办。高中二年级营设在汉中师范，高中一年级营设在汉中中学，初定集中军容有内业和外业，内业包括军事知识、通讯、政治……等课程;外业为出操、军事学习和打靶等。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打野外。在集中军训时正是地里的萝卜已经长得很大，往往在前进中，一到萝卜地，常有停止前进卧倒的口令下达，即可趁机大餐一顿萝卜。有一次两军对垒演习，发蜡头实弹，更有趣味。两方前哨凌晨来到同一坟头而未互相发现，当一方抬头时，对方扣了板机，幸亏这一方猛地低下了头，蜡头在钢盔上开了花。收军时中队长大发雷霆，从此不再发实弹。当时大家对内业很不感兴趣，更感枯燥的是通讯课，既无教材又无通讯设备，也不在黑板上画画图，偶尔拿来一部电话机高高放在讲台上，从没叫学员去前边看过。一位五十大几的老教官，戴着老花眼镜，照本宜科，空口讲如何使用如何修理，等于在表演催眠术，课堂上人睡的是绝大部分。在汉中集训期间正遇上汉口失守，政治教官分析此后动向可能有三，即讲和、周旋、继续抗战等，他更强调了讲和，使青年学生心情抑郁，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升人高中三年级时，学校又有大的变动。西北联合大学解体，分出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余下文理法商等院系为西北大学，高中部改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并开始招收初中学生，那一年即招收初二和初一两个年级。升人高中三年级后，开始考虑考大学的问题，自己知道在北平师大附中毕业班往往将各大学上一年度人学试题做详解复印卖钱，同时也做了练习，等于模拟升学考试。于是发起全班进行此项工作。大致用了半年时间搞完，交给郝圣符老师拿去联系出版，郝老师也很愿意协助这项工作，但后来未见成书，而到毕业时郝老师却给了一些钱，全班美美地去饭馆来了一次告别欢宴。
在西北师院附中学习一年多时间，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以前未曾遇到也无从想过的事情和问题，经受了锻炼，长了身体，增进了知识，为升学、做人打下了坚实基础。母校的办学成绩确实是很突出的，在大学中附中同学大都是品学兼优，进人社会也都为祖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段时间内开始独立生活脱离家庭，老师就是家长，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在一个大家庭中成长壮大，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记述的。在一个大家庭中难免出现一些磕磕碰碰，有时也难免出现很不愉快的小事情，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有的也未免很是可笑。告别母校已有五十余载，母校“正正堂堂”之风指导着前进方向，“勤、慎、诚、勇”指导勉励我度过大部分的岁岁月月，感谢母校，祝贺母校。
在附中，汪老师从古路坝到城固东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们语文，一直担任级导师。我的语文毫不含糊地说，是在汪老师的指点下打下了一定基础;而且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思考问题，这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宝贵的。汪伯烈老师是我的恩师。自附中西迁兰州之后再未见过面，常常思念着，也向人探询过，但始终未得要领。感谢赵慈庚老师的文章《如癫似狂的大夫—汪伯烈》，强烈地激起了我对汪老师怀念之情。
记得在古路坝曾举行过一次全校性班际讲演比赛。我们班会说普通话的、比较活跃的大有人在，可初一乙班把我这个“土包子”推了出来。我十分惊惧，非常怯阵，再三推辞，均遭劝阻。
“语和文是分不开的。先有语，后有文，讲话是首要的。什么都有个第一次，这是锻炼，锻炼、锻炼就行了。”
“可是这是比赛，得不到名次，多丢人，而且影响班集体……”
“我们着眼于培养和锻炼。名次是要排的，‘第一’有，‘第末’也一定有嘛!要尽心尽力去做，记住:敢于登台就是胜利!”
汪老师一边劝导，一边代我选题改稿，把我约到山边地坎空旷之处去练习，面对坎边的高粱和一洼洼包谷苗，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听众，大胆地讲。过几天你上台去讲，面对你的听众，就是这些包谷、高粱……”
这办法也真灵，我终于背熟了“台词”，比赛那天，我脸未红心未跳，上台了，还生硬地用了几个手势。比赛的结果就不用汇报了。我了解到汪老师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培养锻炼本地人——“土包子总不能老是土包子呀!”
真没想到教书成了我终身职业，汪老师这些方法差不多我都用上了，用于我自己，也用于开导我的学生，感谢您啊!我的恩师!
汪老师教语文，不但着重内容、篇章、结构的分析，对一些句子也作句法分析，划表划线，讲层次和结构，还宣传讲解注音符号，自称“黎汪学派”(黎:黎锦熙，汪:汪震)，有些同学对有些字读不准，分辨不清。汪老师往往又是张嘴巴指舌头，又是抬舌根捏鼻子，让人听声辨音，还一个个亲自查看，费尽心力。
50年代中期，一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语文教师对汉语，特别对拼音字母多不熟悉，一时我成了专职汉语教师，有一期我竟教了12个班级的汉语。在1956年，重庆曾集中全市中小学语文教师于沙坪坝南开中学，学习拼音推广普通话，我被聘为讲师;前几年还在大学任教《现代汉语》。我对人说，我的知识基础是在附中打的，这话出自内心，我想起了附中的教师，也想起了我的恩师汪伯烈。
汪老师曾借一次班级活动，邀请教生物的王老师给我们班(都是男同学)做过一次性生理讲座，揭开了许多人体秘密。敢于冲破“性的禁区”，这在当时的中学，实在是一种创举。
附中迁到关帝庙，记得有一次搞文艺会演，汪老师曾编导过一出短剧，剧名剧情记不清了，结尾部分轰出一群魔鬼。我颇为惊诧，事后询问汪老师:“现在是破除迷信，您怎么搞起妖魔鬼怪来了?”汪老师一听很生气:“啊——!这是搞迷信吗?幼稚，幼稚!你懂得什么叫‘寓意’吗?寓意就是深刻的社会含意!社会就是个大舞台，懂吗?现在虎狼当道，群魔乱舞，不是现实吗?”我听了恍然大悟，“噢!”了一声，鞠了一躬，急急告退。
汪老师曾在城固南大街一中药房恒茂堂挂牌行医，脉资不定，对贫苦者分文不取，并以患者来就诊，引以为荣。一次我父亲患病，汪老师知道了，亲到舍下诊脉，开了一方，让去抓药即服，说，明日保证见好。但因“滑石”剂量太大，未敢服用。次日汪主动又来复诊，一把脉，很生气:“啊——!昨天的药未服、未服!服了脉象不会这样。”又开一方，说:“快去抓，服晚了会更加重的……”同学们有病，他也常常开方给药。汪老师这种热情主动救死扶伤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汪老师曾养一只狗，也有一番养狗论:养狗最划算。狗不讲吃，不要穿，无好逸恶劳之习，无贪图享受之欲，日为门卫，夜是岗警。特别对单身汉，那是最佳的忠实伙伴。有时尾随相从，有时居家守舍，听从主使，毫无怨言。
汪老师，雨天戴斗笠，晴天用草帽，从不使用伞。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打了伞就占去一半，很不合算。汪老师对农民雨天戴斗笠披蓑衣进行操作，十分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