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于1932至1938年在我的母校“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过，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由于种种原因，这期间我连一次也没有到母校看看，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始终没有忘怀我的母校，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能回到培育过我并在我的身心健康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母校看看。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不仅是北平市的也是全国的最有名的学校。1935年6月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曾称她为“众望所归的师大附中”就是明证，并非过誉，当时北平市立第四中学、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后改称河北高中)、天津南开中学，也都很负盛名，但从师资条件、教学设备、经营管理、所出人才等方面来比较，还比不上我的母校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的教师，我当时就听说几乎全是历届高师、优级师范、师范大学毕业生中最优秀最拔尖的。很多教师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事业著作，不少人在当时或稍后时期在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课，后来成为著名的教授或副教授。如林砺儒先生、徐峙峰先生、王鹤清先生、傅种孙先生、程廷熙先生、方叔密先生、李宇涵先生、董鲁安先生都是有名的学者、专家和教授，这些名教师中，有的我没有赶上，有的赶上了但没有教过我，教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位:
语文教师张少元先生，先生学识渊博、教法灵活、深人浅出、讲解细致，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有一次让同学们默写一段古文，我把其中一个染色中的“染”字多点了个点，即把右上方的“九”字旁写成“丸”字，张先生把我找到他跟前，耐心地给我讲染字的由来，大意是古时染料缺乏，很多从树叶上取，所以染字从木。煮树叶着色需要水，所以染字又从字。染一次着色不深，必须多煮几次，九者极言其多之意，所以此字又从九，如果把九字点个点，变成丸字，就失去了造字的原意。先生这样一讲，我不但对被减一分没有意见，而且受益终身，至今未忘。
数学教师韩桂丛先生，业务基础厚、表达能力强、言简意赅、重点难点非常突出。尤其是讲解面向全班的同时，板演工整成行，只用手不用眼，竟无一字之误。简直达到了局外人不敢信的奇技程度，先生曾任教务主任多年。1938年他拒绝在我们的高中毕业证书上用日伪接管的“师院”印章。
英语教师赵海天先生给了我这么几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是英语业务极为纯熟。教过我中学英语的有四位老师，英语修养都很深厚，赵先生与众不同的是教法灵活，口语流利，外宾来校参观或应邀讲话，经常是赵先生陪同介绍并任翻译，英文标音一般都用韦氏音标，惟独赵先生使用国际音标。二是诲人不倦，管教管导。课上课下百问不烦，有一次我在课间休息时和几个同学传球，把一个小同学碰哭了，下午放学后赵先生就找我谈话说:“课间休息时间较短，一般不宜玩球，即使玩球，也应离教室远些，碰着别人应该及时向人家道歉，不应该置之不理。”赵先生批评得尽情尽理，使我心服口服，至今不忘。三是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先生教英语，经常有机会接待外宾，但终年着长袍布鞋，从未穿过西服革履，同学有事都爱找他谈谈，听说他和同事们关系也很好。四是非常健谈，谈起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每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之类的师生大会时，经常有好些师长讲话，赵先生总是最后一个被邀发言，记得某次他这样开了讲:“方才校长主任各位先生给大家讲了许多高谈阔论，好比山珍海味，一顿丰盛宴席;现在大家酒足饭饱，我也没有珍奇异味，只能同大家谈谈家常，好比献出点瓜籽、糖块、落花生，给大家茶余饭后助助兴……”这样一讲，大家一反时间长的疲劳，群情振奋，越听越爱听起来了。
“公民”课教师李澄之先生据说是师大英语系毕业的高才生，不知为什么教起“公民,,课来了。李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思想先进、不图名利，对进步学生极力支持，对国民党蒋介石尽量揭露，他常在课上讲些时事，这对当时的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来说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讲过什么呢?“我们的蒋先生昨天又在纪念周上讲了，··…有些人还很天真。今天太天真了是要上当的。……”、“我们的蒋先生又开支票了。什么时候兑现呢!天知道!有人说‘大公报很公正。’其实呢，它也是小批评，大捧场。”听说当时北平市长秦德纯是他的至亲，曾请他出任北平市教育局长，他说啥也不干。
主任姬金声先生虽身负附中总责，工作很深人，尤其关心学生生活。有一天他发现我班痰孟内有些鲜血，立即开始调查血是谁吐的，吐者不肯说，别人不知道，老师们也查不出来，有人提出倒出去算了。姬主任不同意马虎了事，他通知校卫生室同东城干面胡同卫生事务所联系好，对全班学生进行一次X光照相检查，终于发现了是一位患有肺结核的郑宽君同学吐的，学校为了患者本人的疗养，为了班上其他同学不受感染，立即通知郑的家长，让他休学养病去了。
母校创建以来已经经历了95年的漫长道路，已经为高等学校和全社会输送了大量的合格学生和劳动力量，已经培养了遍及海内外的不少栋梁之才;已经赢得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师资条件优秀外，还和学生基础良好、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学校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等有很大关系。就学生来源说，解放前招生无论初中高中都面向全国，一律择优录取，从未开过“后门”。解放后仍然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年年招进的都是从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生中选出的。这就保证了学生的程度整齐。就对学生的要求来说，一向是严格的，以出勤为例，教师堂堂点名，迟到或早退每两次按旷课一节计算。旷课满一周者，勒令退学。一学期请假逾三分之一者勒令休学。考试作弊按零分计。以升降级标准为例，升降级毕业都有严格标准，没有任何迁就或照顾，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中如有一科不及格，或其他学科两科不及格，经补考后仍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或毕业。本校初中毕业生，除操行甲等，体育乙等以上，语文、数学、英语都在90分以上，其他学科都在80分以上者，大约占毕业生总数5%左右，可以免试升人本校高中外，其余一律和外校初中毕业生一样，必须报名通过考试，决定录取与否。就管理制度来说，当时很有些大学派头。第一，它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学校一切重大事项不是校长主任说了算，而是由学校级主任、老教师代表，各处室负责人组成的校务会议决定，师大校长很少来附中看看，附中主任虽主持校务会议，也只有一票发言权。第二，人事安排相当稳定，平时各守岗位，没有推推动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