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附中不仅功课好，还有爱国好传统。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通电全国的电文中一句最生动的语言，它的确描绘出当时的情景。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退出了东三省。1933一1934年日寇陆续侵占了冀东和热河，并在天津、北宁铁路沿线和长城一带驻军，对北平形成了包围。
1935年华北的最高当局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他代表蒋介石出卖了整个华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与日寇密谋使“华北自治”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经过一星期的组织工作，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爆发了。
12月10日这天，师大附中高中二年级第一班的部分学生把北平学联在昨天组织游行示威的消息告诉了全班同学，同学们心情激动。这天下午学校按照原定计划要举办一次音乐会。高二(1)班同学一致意见，要在音乐会上宣传爱国思想，反对歌舞升平，号召同学们退出音乐会。当音乐会刚刚演完两个节目的时候，高二(1)班几位身材高大的同学把李尚祀同学举过头顶，李尚祀站在这些同学的肩膀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意是:“同学们!亲日派何应钦出卖华北，眼看着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北平各大中学校上万同学‘一二·九’已经在街上游行了!我们还在这里开什么音乐会!我们班提议:停止音乐会!上街参加游行去!”接着全班同学涌出了礼堂。大部分到会同学，听到了李尚祀的演说，像从梦中惊醒，心情激动，纷纷退出了音乐会。
高中二年级一班冲出音乐会的行动燃起了师大附中抗日救国的火炬。在这个班的倡议下，全校18个班，联合起来成立了师大附中学生自治会，高中二年级一班同学袁汝铺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一二一六”这一天上午，高二(1)班同学开会讨论怎样发动同学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李德伦、杨宝深、郭一鸣、冯灿文等同学自告奋勇，负责打开学校运动场西面的便门(1935年附中的南门是正门)，带领同学冲开警察封锁。一阵杂乱的人声，从南大门那边跑进许多其他学校的同学，他们的头上、脸上，血还在流着。附中同学们把游行受伤的外校同学扶进医务室，医生、护士和女同学们给受伤的同学洗净伤口，扎上绷带。学生会主席袁汝铺和其他几位学生会负责人召集全校同学到大操场上。头上扎着绷带，还渗出血迹的汇文中学同学邓君(邓力群)站在课间操的指挥台上发表了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充满激情声泪俱下的演说。这时隔着西面院墙可以看到飘扬的示威旗帜，听到激昂悲壮的抗日救国口号声音。师大附中同学们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李、杨、郭、冯等同学奋力推倒了西边的便门。高中二年级一班的同学带头冲了出去，师大附中许多同学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取消冀察政委会!”的响亮口号，冲开反动军警的包围圈，冒着水龙、大刀的威胁，和北平学联的游行大队汇成一股洪流，勇往直前。
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一二一六”大示威后，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全市大中学校已经罢课，学生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这时党对学联提出要掌握这一时机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宣传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平津同学八百多人在固安县城北关汇合，分成几路在平津保之间广大农村进行了二十多天宣传，长途跋涉了几百个村镇，播撒了抗日救亡的思想种子，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和响应。师大附中袁汝墉、刘甲三、郭一鸣、王乃方四位同学参加了平津同学南下扩大宣传团。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在师大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南下宜传团的团员都成为民先队的基础队员。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坚持和扩大“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党员袁汝铺的组织领导下，师大附中的K先队在抗日爱国的高潮中茁壮成长。从最初的四位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基础队员开始，很快发展到四十来人，这些同学都是当时参加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其中有:高中三年级二班的刘甲三、杨士法、张孝统、刘植岩;高中二年级一班的袁汝铺、郭一鸣、杨宝深、李振穆、李尚祀、刘乃松、林贤复、冯灿文、郑祀兰;高中二年级三班的陈宝静、萧仪静、刘瑛心、傅乐淑;高中一年级一班的王乃方、姚析、王省身、赵树纯、张赞如;高中一年级二班的张贺如、朱经舜;初中二年级一班的郝贻谋、门忠义;初中二年级三班的黄甘英、章孟男;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马莹、黄仕琦;李氏姐弟李菊同、李德伦、李菊萍;张氏兄妹张骥、张绕、张洁询，兄弟姐妹同心一致参加到党所领导的青年组织中来。校工司号员陈立也参加了附中的民先队，当附中民先队到野外进行想像中的游击战演习时，在决战时刻，他就吹起冲锋号声。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对这些同学革命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1936年暑假前，师大附中民先队员已经发展到七十多人，是北平各大中学校中人数最多的民先队，可以说是极盛时期。民先队长袁汝墉根据党组织的分配，调到上海工作，准备离校。一个星期天，在高中二年级三班(女生班)的教室召开了师大附中民先队员全体大会，总结了民先队成立半年来的工作，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在这次会上，姚析、刘乃松、郭一鸣三位同学被选为师大附中民先队的负责人。冯灿文同学为参加这次集会的七十多位同学在女生班门外的花坛前拍下了一张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
师大附中的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除了组织同学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之外，还给学校和同学们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同学们和老师们的赞扬。以前附中没有学生食堂，没有学生宿舍，大家感到很不方便。民先队员王乃方、门忠义两同学积极和校方联系，得到学校支持，在1936年2月初办起了学生食堂。在学生自抬会建议下，学校买下了附中北便门外西河沿大街路南的一个院子，改为学生宿舍。家居外地的几十位同学住进了宿舍。得到比住私人开的公寓更安静、更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附中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大部分积极分子都是民先队员。他们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更多的同学。特别是高中二年级一班，民先队员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余的同学，除两人持保留态度外，其余的都是民先队员的个人好友，在行动上支持民先队的活动。附中的男子排球队(当时是打不换位的九人制排球)在30年代一直蝉联北平市中学排球联赛的冠军。和五大学(清华、燕京、北大、师大、平大)各校的排球队比赛也常常获胜。附中男排中的主力队员汪震乙、李景清、林举略等都是高二(1)班的同学。师大附中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半数以上来自高二(1)班。前锋杨宝深、郭一鸣在带球过人和凌空射门方面都有绝招;中卫李景清、汪震乙、柴寿颐勇于拦截，能攻熊守。30年代的师大附中足球队，虽不如排球队每战必胜，名重一时，但在中学足球队中也是一支劲旅，联赛中也能排在前几名。
因为师大附中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在同学中有着很高的威信，抗日救国的行动就得到同学们积极地支持和参加。1936年的“六一三”游行示威在附中是组织得比较好的一次。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狂，调动大批军队进驻华北。在天津海光寺一带修筑军事工程。日寇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把修工事的大批工人残酷杀害，把尸体抛人海河。这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海河浮尸事件。北平学联决定6月13日全市大罢课，举行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缉查海河浮尸事件”为中心的大示威游行。全市的大、中学校有两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
在师大附中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师大附中学生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超过当年在校学生半数以上。许多平时埋头读书不谈国事的同学也激于义愤勇敢地参加了游行。写着“师大附中”校名的横幅校旗在游行大队中屹立。同学们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大步向前。游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在从北海前门转向长安街方向的时候，大批反动军警冲向游行队伍。举旗的郭一鸣、李振铭两同学遭到反动警察围攻，李振铭同学臂部受伤。他们勇猛地冲了出去，赶上游行大队中的师大附中同学们，继续举旗前进。
1934年9月，我由师大男附小保送，升人师大男附中初一(3)班，当时我们是男女生分班，每年级两班男生，一班女生。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女生平时互不来往。
师大附中一直是著名的好学校，教学水平高，校风朴实无华。当时我们上学时穿的校服很简朴，男生类似中山服，女生夏季白色中式上衣、黑裙子、白袜黑鞋;冬季灰上衣、黑裙子、黑袜黑鞋，衣饰虽然简单，但自然有一种高稚文静的气质。就是平时不在校的时候，多数同学也穿着朴素，从不刻意打扮。老师经常教育同学们要守公共道德，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做一个正直的人。当时的校歌中也教育同学们莫忘了诚、爱、勤、勇。每逢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或欺侮的国耻纪念日，老师们特别是教公民课的李澄之老师(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经常教育同学们“勿忘国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烧杀抢掠，紧接着又占热河，并把毒手伸向华北。当时我们虽然年纪小，但要求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
1935年12月，为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寇阴谋策划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发动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一二·六”抗口救亡爱国大示威游行。当时师大附巾和刚成立的北平学联还没有联系，所以这两次游行我们都没有整队参加，只有极少数同学分散参加了。1936年2月1日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在附中就有七十多人参加“民先”，组成了附中“民先”分队，在当时成为北平中学当中“民先”队员最多的一个学校。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附中学生救国会。我是二月份被大班同学介绍参加“民先”的，又被选进救国会宣传股当干事，当时我才初中二年级，还是个小孩子，但爱国热情特别高，一心想将来拿起枪杆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所以幼稚地认为功课学不学没关系，经常在课堂上答过“到”后，就溜到救国会办公室去帮助印传单，到街上去散发传单;还参加读书会，读进步书籍;参加歌咏队，唱救亡歌曲;学拉丁化新文字，学世界语;演话报剧，星期日组成小队到郊外去向工人、农民宣传抗日救亡，有时还到城外去练习打游击战，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民先”还算是秘密组织，在校内不公开，以“民先”为核心，我们在学校又组织了一个公开的组织叫“大路社”，这名字源于当时进步电影《大路》中的主题歌。1936年春天，“大路社”组织了一次远足和露营，为了锻炼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几十个同学背着行李，用小驴驮着帐篷，徒步到西山去露营。第一天先到当时最大的工厂石景山发电厂，和工人一起谈抗日救亡，然后又途经八大处、香山、温泉等处，一面沿途宣传，一面刻苦锻炼，每天走几十里路。每到一地，我们自己动手搭起帐篷，‘采摘野菜，吃黑面馒头、咸菜，捡柴烧火做最简单的野菜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准备将来参加抗日斗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下乡到南苑、大红门一带去宣传，我们先一起唱救亡歌曲，吸引农民来听，然后由大班同学讲演，控诉日寇怎样压迫蹂躏东北同胞，当亡国奴的痛苦，东北义勇军怎样英勇杀敌，讲日帝灭亡中国的野心，华北危在旦夕，号召大家起来抗日救国。当时农民既看不到报纸，更没有现在的广播电视，所以他们很喜欢听学生讲话，常常听得和我们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想到在我们回城的路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有的大树被雷劈倒了，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我们无所畏惧，手拉手勇敢地朝前走，每个人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当我们进到北平城里时，大街上雨水流得像小河一样，我们膛着水，女同学的裙子都湿得贴在腿上，我们只好两手提着裙子走，街上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害羞，反而很自豪，因为我们干的是光明正大正义的事情。但到了学校后，我们究竟还是小孩子，怕家长骂，不敢回家。同学李菊萍(现名黎频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父亲特别严厉，只好请她的哥哥李德伦(奢名音乐指挥家)先偷偷回家取来干衣服，我们跑到男浴室(当时没有女浴室)去冲洗干净，换上干衣服才敢回家。现在想起来既好笑又觉得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是1936年3月31日。当时正是“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学生爱国运动遭受大规模镇压，很多学生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时候。这时已被捕的河北高中的郭清同学3月9日碎然死于狱中，他是一个年仅18岁的普通爱国学生，由于受到酷刑折磨，加以囚室卫生条件极差，郭清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遂含恨而死。
市学联的领导人感到极大愤怒，忍受不了这样的压迫，为了表示抗议，并冲散当时笼罩在北平上空的沉闷气氛，决定于3月31日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这次不是各校大规模整队去的，而是由各校“民先”队个别通知“民先”队员和抗日救国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我和附中的几十个“民先”队员，抱着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义愤填膺地参加了这次活动。
追悼会的会场庄严肃穆，礼堂内点着蜡烛，四周摆着各校学生吊唁的大批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白色横幅一条，上面写着“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一口白木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速写像。追悼会上大家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爱国运动，迫害青年的罪行，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我们也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大会通过决议案，一致要求警察当局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这时军警当局已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打手，包围了北大三院，还在校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北大又出了布告，开除北大学生会的四个负责人的学籍。这一切使开会的学生怒火满腔，有人高喊“我们为了追悼郭清和巩固我们的精神，要抬棺游行。”我们大多数与会学生都表示赞成，马上抬着空棺整队出发，但校门已被军警封锁，我们决定从邻校孔德中学冲出去。冲出孔德校门后，我们高举着标语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民众的爱国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等口号，准备到东西长安街示威游行。刚走到南池子北口，就被戒备森严的军警们截回。大队又向北池子进发，进口不远，便遭到守候在那里的大队军警的突然袭击，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枪柄、大刀、水龙一齐上，驱散、，逮捕学生，当时秩序大乱，结果学生大队被打散，受伤达百余人，有53名学生、一名记者被捕，其中女生17人(据事后统计)。我们附中的队伍排在后面，也被强大的水柱冲散，我和郝贻谋(后来成了我的老伴，已故)还有一个女生，跳过东华门外桥上的矮墙，顺着故宫护城河的东河沿，走到一户人家的后门，我们敲开了门。这家人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勇敢精神非常同情，他们拿出干毛巾给我们擦头上身上的水，给我们端来热开水喝，在这家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先开前门(在南池子北口内)看到军警已撤走，才送我们从前门出来。由于群众的掩护，使我们脱离了军警追捕的危险。这次游行活动受的损失比较大，一些学联、民先的负责人被捕，一些学校的救亡活动受到影响暂时消沉下去。
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到了天津，了解到“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情况后，曾批评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他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该用这件事来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热情。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联、举行葬仪或者分散纪念。这样能争取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镇压。少奇同志又教育党员和民先队员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要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官兵到抗日方面来，他提出了拥护宋哲元、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这些正确的指示，后来都付诸实施了。
当时我只有14岁，虽然这次游行示威受到较大的摧残，但我并没有害怕气馁;照样积极热情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为声援天津“五·二六”大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要求彻查海河浮尸事件(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人海河)。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了第四次大示威。这次附中数百名同学整队冲出校门，和师大的学生队伍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向和平门内进发，到西单和大队集中，然后继续向西四前进，又经护国寺、什刹海后海向鼓楼方向走去，沿途经过的各个学校都有一些学生加人。我们四人一排，互相挽着胳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大步。到鼓楼后面的钟楼集会时，已经有五十多个学校，一万多人了。这次游行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并沿途向民众和军替散传单，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军警这次对学生没有动武，仅采取了威吓、劝导、驱散。游行队伍在钟楼开了大会后，胜利地到达新华门方逐渐散开。
“六.一三”示威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帝侵略华北的气焰，也注意争取和团结了二十九军。但是这时国民党政府却加强了对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和镇压，宣布各校提前放暑假，利用假期以“违犯校规，不知悔改”的罪名，命令各校开除大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爱国学生。我和我的二哥张骥(现名杜文敏)等共16个同学被师大附中开除了。反动当局的迫害丝毫也没有动摇被开除学生的革命意志，我们为了救亡，不惜牺牲一切。学联进行了声援被开除同学，要求学校收回成命的斗争，我在《北平新报》上写了文章，控诉“...一个热爱国家的14岁女孩，无辜被开除……”，还在东北大学由学联召开的大会上讲了我被开除的情况，引起到会老师和同学们极大的同情和愤慨。
1936年暑假后，我转学到了华光女中，离开了我亲爱的母校师大附中。一个以成绩优良保送人校的学生，竟因热爱祖国积极抗日救亡，而被开除出校。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在以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一直和附中的民先队员保持着联系，我们还一起参加了西山夏令营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才分别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60年后，我们在京的当年“民先”队员，在母校相聚，革命情谊仍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