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附中不仅功课好，还有爱国好传统。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通电全国的电文中一句最生动的语言，它的确描绘出当时的情景。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退出了东三省。1933一1934年日寇陆续侵占了冀东和热河，并在天津、北宁铁路沿线和长城一带驻军，对北平形成了包围。
1935年华北的最高当局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他代表蒋介石出卖了整个华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与日寇密谋使“华北自治”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经过一星期的组织工作，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爆发了。
12月10日这天，师大附中高中二年级第一班的部分学生把北平学联在昨天组织游行示威的消息告诉了全班同学，同学们心情激动。这天下午学校按照原定计划要举办一次音乐会。高二(1)班同学一致意见，要在音乐会上宣传爱国思想，反对歌舞升平，号召同学们退出音乐会。当音乐会刚刚演完两个节目的时候，高二(1)班几位身材高大的同学把李尚祀同学举过头顶，李尚祀站在这些同学的肩膀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意是:“同学们!亲日派何应钦出卖华北，眼看着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北平各大中学校上万同学‘一二·九’已经在街上游行了!我们还在这里开什么音乐会!我们班提议:停止音乐会!上街参加游行去!”接着全班同学涌出了礼堂。大部分到会同学，听到了李尚祀的演说，像从梦中惊醒，心情激动，纷纷退出了音乐会。
高中二年级一班冲出音乐会的行动燃起了师大附中抗日救国的火炬。在这个班的倡议下，全校18个班，联合起来成立了师大附中学生自治会，高中二年级一班同学袁汝铺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一二一六”这一天上午，高二(1)班同学开会讨论怎样发动同学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李德伦、杨宝深、郭一鸣、冯灿文等同学自告奋勇，负责打开学校运动场西面的便门(1935年附中的南门是正门)，带领同学冲开警察封锁。一阵杂乱的人声，从南大门那边跑进许多其他学校的同学，他们的头上、脸上，血还在流着。附中同学们把游行受伤的外校同学扶进医务室，医生、护士和女同学们给受伤的同学洗净伤口，扎上绷带。学生会主席袁汝铺和其他几位学生会负责人召集全校同学到大操场上。头上扎着绷带，还渗出血迹的汇文中学同学邓君(邓力群)站在课间操的指挥台上发表了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充满激情声泪俱下的演说。这时隔着西面院墙可以看到飘扬的示威旗帜，听到激昂悲壮的抗日救国口号声音。师大附中同学们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李、杨、郭、冯等同学奋力推倒了西边的便门。高中二年级一班的同学带头冲了出去，师大附中许多同学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取消冀察政委会!”的响亮口号，冲开反动军警的包围圈，冒着水龙、大刀的威胁，和北平学联的游行大队汇成一股洪流，勇往直前。
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一二一六”大示威后，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全市大中学校已经罢课，学生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这时党对学联提出要掌握这一时机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宣传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平津同学八百多人在固安县城北关汇合，分成几路在平津保之间广大农村进行了二十多天宣传，长途跋涉了几百个村镇，播撒了抗日救亡的思想种子，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和响应。师大附中袁汝墉、刘甲三、郭一鸣、王乃方四位同学参加了平津同学南下扩大宣传团。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在师大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南下宜传团的团员都成为民先队的基础队员。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坚持和扩大“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党员袁汝铺的组织领导下，师大附中的K先队在抗日爱国的高潮中茁壮成长。从最初的四位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基础队员开始，很快发展到四十来人，这些同学都是当时参加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其中有:高中三年级二班的刘甲三、杨士法、张孝统、刘植岩;高中二年级一班的袁汝铺、郭一鸣、杨宝深、李振穆、李尚祀、刘乃松、林贤复、冯灿文、郑祀兰;高中二年级三班的陈宝静、萧仪静、刘瑛心、傅乐淑;高中一年级一班的王乃方、姚析、王省身、赵树纯、张赞如;高中一年级二班的张贺如、朱经舜;初中二年级一班的郝贻谋、门忠义;初中二年级三班的黄甘英、章孟男;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马莹、黄仕琦;李氏姐弟李菊同、李德伦、李菊萍;张氏兄妹张骥、张绕、张洁询，兄弟姐妹同心一致参加到党所领导的青年组织中来。校工司号员陈立也参加了附中的民先队，当附中民先队到野外进行想像中的游击战演习时，在决战时刻，他就吹起冲锋号声。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对这些同学革命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1936年暑假前，师大附中民先队员已经发展到七十多人，是北平各大中学校中人数最多的民先队，可以说是极盛时期。民先队长袁汝墉根据党组织的分配，调到上海工作，准备离校。一个星期天，在高中二年级三班(女生班)的教室召开了师大附中民先队员全体大会，总结了民先队成立半年来的工作，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在这次会上，姚析、刘乃松、郭一鸣三位同学被选为师大附中民先队的负责人。冯灿文同学为参加这次集会的七十多位同学在女生班门外的花坛前拍下了一张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
师大附中的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除了组织同学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之外，还给学校和同学们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同学们和老师们的赞扬。以前附中没有学生食堂，没有学生宿舍，大家感到很不方便。民先队员王乃方、门忠义两同学积极和校方联系，得到学校支持，在1936年2月初办起了学生食堂。在学生自抬会建议下，学校买下了附中北便门外西河沿大街路南的一个院子，改为学生宿舍。家居外地的几十位同学住进了宿舍。得到比住私人开的公寓更安静、更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附中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大部分积极分子都是民先队员。他们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更多的同学。特别是高中二年级一班，民先队员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余的同学，除两人持保留态度外，其余的都是民先队员的个人好友，在行动上支持民先队的活动。附中的男子排球队(当时是打不换位的九人制排球)在30年代一直蝉联北平市中学排球联赛的冠军。和五大学(清华、燕京、北大、师大、平大)各校的排球队比赛也常常获胜。附中男排中的主力队员汪震乙、李景清、林举略等都是高二(1)班的同学。师大附中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半数以上来自高二(1)班。前锋杨宝深、郭一鸣在带球过人和凌空射门方面都有绝招;中卫李景清、汪震乙、柴寿颐勇于拦截，能攻熊守。30年代的师大附中足球队，虽不如排球队每战必胜，名重一时，但在中学足球队中也是一支劲旅，联赛中也能排在前几名。
因为师大附中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在同学中有着很高的威信，抗日救国的行动就得到同学们积极地支持和参加。1936年的“六一三”游行示威在附中是组织得比较好的一次。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狂，调动大批军队进驻华北。在天津海光寺一带修筑军事工程。日寇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把修工事的大批工人残酷杀害，把尸体抛人海河。这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海河浮尸事件。北平学联决定6月13日全市大罢课，举行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缉查海河浮尸事件”为中心的大示威游行。全市的大、中学校有两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
在师大附中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师大附中学生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超过当年在校学生半数以上。许多平时埋头读书不谈国事的同学也激于义愤勇敢地参加了游行。写着“师大附中”校名的横幅校旗在游行大队中屹立。同学们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大步向前。游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在从北海前门转向长安街方向的时候，大批反动军警冲向游行队伍。举旗的郭一鸣、李振铭两同学遭到反动警察围攻，李振铭同学臂部受伤。他们勇猛地冲了出去，赶上游行大队中的师大附中同学们，继续举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