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鲁安(董璠，参加革命改名为于力)是大学的国文教授，曾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在20年代，他是北京教育界中第一个教“语体文”的人。他讲修身课，但不讲道德说仁义而是拿“社会学”及“社会问题”做课本，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崭新的人物”了。
我班在高二、高三两学年的国文都是董先生教的，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穆济波编注的《高中国文》。董先生上课经常穿一件暗灰长袍，略有点“啤酒肚”。他住在西院一间单人宿舍。他讲书讲解的很仔细，每有发挥，感染同学很深。董先生对穆济波课本的编纂很赞美，尤其是对穆济波所写每篇课文的题解和评注，常常有很好的品评。记得有一篇述说孔子在列国时代不得志的课文，穆注对孔子当时胸怀大志而总不得施展的感慨，有很中肯的评论，使我们都黯然替2500年前的孔子感到遗憾。董先生说:“穆济波的评注，有时候很像样子!”
有一件事是和董先生接触中的一段插曲。那时我们的作文课都在当堂作文，用毛笔在作文纸上写文章。有一次在作文时，王业俊从后排过来问我“敷衍”两字怎么写。我当时就把我正在写的作文纸翻过来，在反面写上“敷衍”两字给王业俊看。等过后一堂发作文时，董先生发卷子到我，问我:“写‘敷衍’干什么?”我立刻就感觉到他是误以为我在作文卷上暗写这两个字是对他教课的讽刺。我连忙说:“是王业俊问我这两字怎么写。”王业俊也立即说:“我问他的。”若不是董先生明问，恐怕这误会就会造成真正的隔阂。
有一次董先生上课，带来一位来校访问的他的朋友到课堂里，坐在教室最后靠墙的椅子上听他讲了一堂课。事后董先生说这是他的朋友包丹庭，也是文学界人士。而我却更知道包丹庭是当时的戏曲家、有名的票友，很受京中梨园界的尊重，敢情他是董先生的朋友。董先生还对佛学有缘，他自己说，平口他在那小单间住室中，常常打坐人静。
董先生写过稿件，笔名用的是“东峦”。这就是董鲁安三字快读的声音。
解放后，我从报上知道董先生早就到了解放区。1949年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57年去世。